致信贾洛昌德拉·达塔
亲爱的朋友贾洛昌德拉·达塔：
我十七岁的时候，不把学习放在心上，长辈们为此十分焦虑。我二哥当时在阿梅达巴德当法官。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孩子，其英语知识无论如何要达到一定的水平，以维护家庭的荣誉，为此，决定把我送往英国学习。用心良苦的长辈们商定，让我到二哥那里去住些日子，为出国旅行奠定初步的基础。于是，在民事机构的舞台上，拉开了我熟悉英国的风俗习惯和社会礼仪的帷幕。
少年时期，我的自我表现受到压抑。当时的社会生活，是上层人物的天下。他们有控制别人单独行动的权力，随心所欲地指手画脚，发号施令。我的天性不属俯首帖耳的那一类，但我是很容易动感情的人。我守护着自己的梦想。从外表看，我是循规蹈矩的良家子弟。可我与未来亲切交谈的许多话的嫩芽，早就无声地萌生了。有一天，我手扶游廊的栏杆，一个人默默地坐着，在我身旁走过的大哥，停下脚步摇摇我的头说，罗毗将成为一名哲学家。阒然无声的田野上，除了哲学，也可能生长其他作物。
没有开垦的处女地，首先长出的是荆棘。它是讥嘲世界，显示自己存在的倨傲。少年的行动方式，好似幼鹿长出的第一根犄角，无所顾忌地四处冲撞。少男在跨越少年时期的时候，力图以跳跃的方式冲破界限。它最早表现于我十五岁那年对长诗《因特罗伏诛》的批评。正是在那个时期，我漂洋过海，前往英国。我写的这些书信中，强烈地表达的纯正豪情，多于客观现实的叙述。孟加拉孩子初到英国，喜欢新的环境，有种种缘由。那是很正常的，是一种好现象。但是，染上了挽起袖子大吹大擂的毛病，只会使形象向丑恶转化。老实说，我与一般孟加拉孩子不一样，那儿没有值得我喜欢的任何东西。那时，我年纪不大，还不能认识到这是心灵贫乏的羞惭的迹象和无可描述的蒙昧的悲惨证明。
成为文学青年之后，我心里开始责备这本书。我逐渐明白，书中并未伤害我旅居的那个国家的荣誉，受损害的只是我自己的荣誉。尽管不少人一再请求，我也不肯出版这本书。但是，我制止出版，它便幽居冷宫，这在充满好奇心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只得直言相告，作者[1]已承认，这部作品的哪些部分可以保留，哪些部分应该扬弃。到一定的时候，总有人提着脏篮子，来收集垃圾，并拿到市场上出售，这种可能性是大量存在的。在尘世，有许多罪过等待忏悔，到了阴间，才能变得完美。
我希望把这本书纳入文学而不是历史的行列。可读性强的作品的价值在文学著作中，可读性不强的作品的价值在历史著作中。假如我能完全排斥历史学家，对我来说，那是善举，一条解脱之路便在脚下出现。关于我自己的诗歌，我一再下决心，要进行“割舍”的苦修。但是我生性软弱，面对众人的反对，我实现不了我的决心。挑选的责任，不得不让手执巨斧的悠悠岁月承担了，然而，在印刷机广为运用的时代，悠悠岁月也玩忽职守。我已失去一些书的版权，我越来越软弱了。
《旅欧书札》并非完全不值得保存。站在这本书的立场上，我首先要说一下它的语言。我不敢肯定，可我相信，在孟加拉文苑，这是第一本用白话文写成的书，如今，它将近六十岁了。我无意借助历史为它争辩。相信，这些书信，可以提供采用白话文简明地表达思想的技巧的实证。
其次，清除作品的丛林中的杂草枯藤，发现了其中隐藏着敬意。不尊重的情绪像野草，密集地簇拥在外面，将本质的东西遮盖起来，但未损坏它们。发现了它们，我心里万分喜悦。因为，我历来从心底里憎恨贬损的圆熟、刻薄和狡黠。在人的生活中，喜好的能力，是天帝给予的最高奖品。不管怎样，我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表明，在文学盛宴上，我未为以诋毁为时髦的那些人支付预付款。
特别需要对您说明的是，如果说，那时，映入我眼帘的英国形象，纯粹是由我年幼的思维和不成熟造成的，那不完全正确。在其后的大约六十年中，那儿的人发生的变化，不可以称之为渐进。在不同的时期，历史这盘棋的棋子，往往朝后退一步，再大步朝前挺进。西方正出现这种情况。当年的护照上它的照片，现在不能用了。
我早年赴英国，并不像一个旅游者，换句话说，并非只准我在外面的大街上漫步，东张西望。我像客人那样走进了英国人的家庭。我得到照顾，得到关怀，有时也上当受骗，有过痛苦。但后来我再度赴英国，仅参加一些聚会，未进入寻常人家。若说我那一段生活经历并不全面，那是切合实际的。我住在一位医生家里，他属于文明阶层，受人尊敬，但他也可能不是文明阶层的象征。英国现在宣扬种族平等，但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别非常明显。那儿，一个阶层的思想和举止，与另一个阶层没有共同之处，这是很自然的。毫无疑问，当年并非如此。我耳闻目睹了当时的普通家庭和一个富裕家庭的真实情况。书信中对此做了描述。
有几封信中，我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当年的旅英孟加拉人。如今他们已是消亡的生灵。在有些地方，可以看见他们进入现代的一些痕迹，甚至未去过英国的一些人的言谈举止也骤然暴露出旅英孟加拉人的特征。我熟悉当年的几位旅英孟加拉人，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到他们的心态和人生观。如果信中有什么言过其实，那恰恰是他们的杰作。他们在我面前夸夸其谈，丝毫不怕丢脸，因为他们从不怀疑我这位腼腆、忠厚的男孩会是什么危险人物。现在，请求他们原谅还得再等几天。他们全在冥河的彼岸。
我在《旅欧书札》中援引了歌曲《来世我是一个洋人》。我亲爱的朋友贾鲁·般多巴泰在《孟加拉文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称这首歌是幽默的生动例子，并宣扬是我的大作。这样一来，佚名作者的脸面保住了，而我的却保不住了。我相信，开展认真细致的研究，可以找到比我书信中这首歌更精彩的例子。
写完这些书信的十二年之后，我再次踏上英国的土地时，这个国家变化不大，当时写的日记，只能算是浮光掠影——好似坐在一辆飞驰的车上瞥见的周围的景色。
写给您的这封信，可作为再版的序言。因为，关于英国，您的体会极为深广，在此基础上，您能确定这些书信和日记的恰当地位，理解某些缺憾和不可避免的赘言，给予原谅对您来说也是不困难的。
顺致敬意！
您的泰戈尔
1936年8月29日
[1]指泰戈尔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