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迪利波·库马尔·罗易的信

迪利波：

在汇集艺术精华的地方，高耸着文人墨客的情感之峰。不能指望人人能轻松地抵达那儿。那儿，凝聚着五彩缤纷的旨趣之云。险峻的山峰上云彩凝聚，经常下雨，下面的泥土因此肥沃。“非凡”与“平凡”的联系，就是这样建立的。把“上层”绑在“下层”，是不行的。把市场上的订单，硬塞到情味酿造者手中，只会带来灾难。他们的订单，来自他们心灵的主宰。根据订单，他们如能生产万世留传的艺术精品，人人就有分享的权利。但是，说人人有权利，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立马就能获得权利。精品从来不廉价。春天的鲜花为大家盛开，可我怎么能说，大家能同样认识鲜花的高雅品性。许多人不欣赏春天芒果树的花蕾，但为此我能责怪花蕾吗？我怎能说“你为何不成为南瓜”？我岂能说：在穷国，催开巴库尔花是自讨苦吃，把所有的花圃改为茄子地是道德责任？缺乏艺术情趣的人不看巴库尔花，可巴库尔世世代代仿佛在等他投来观赏的目光。但愿它不因此心里恼火，也不受行善观念的驱动，想方设法成为一大片芋头。希腊作家索福克勒斯[5]、埃斯库罗斯[6]创作戏剧上演，是为广大民众，而不是为几个头面人物。那儿的民众交了好运，不用指望希腊的“达斯罗易[7]”创作剧本。怀着敬意把上乘之作献给民众，民众的心渐渐就能够接受上乘之作。让我们对诗人说：“希望你为各阶层的人创作佳作。”诗人若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对民众说：“希望你接受他的作品。”关于艺术创作，那些形象塑造者和情味酿造者，是能够分清真实与不真实、佳作与劣作的。在他们面前，名人的营养品和下层平民的营养品，是没有区别的。一种流行的看法是：莎士比亚是群众的诗人。但我要问：“《哈姆雷特》是为群众写的剧本吗？”我不知道迦梨陀娑是哪个阶级的诗人，但各层民众赞扬他是伟大诗人。我要问的是，如能把村里的老百姓叫来，为他们朗诵《云使》，那么，执行迫害人的刑法的时期，难道就不能朗诵吗？如果在迦梨陀娑的时代，老百姓的首领篡夺超日王的王位，强迫迦梨陀娑写作，以其他诗作取代《云使》，悠悠岁月难道能够容忍吗？你问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就说：“当时《云使》是为村庄的老百姓写的，但他们的后人应知道也有权欣赏《云使》，这无疑也是后人的责任。有些老百姓听不懂《云使》，为了他们，就用快板书《莲花丛中的蜜蜂》取代《云使》，以廉价的头韶诗哄人，这绝不是诗人的责职。对所有诗人和艺术家来说，虚假十分可恶。”但是，“大家容易听懂的，就是真实的。而提高修养方能听懂的，就是虚假的”这种说法，也不会受到赞许。

泰戈尔

19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