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体制重构的必然
国家权力本来是属于社会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家权力最终要回归社会，这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美国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Lindblom）在《政治与市场》一书中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在追求集体目标的时候，政府作用的范围几乎包罗万象，政府拥有社会的大部分生产资料，紧密地和直接地组织经济，还进入了对宗教、各种教育、家庭、工会、所有组织机构和个人的具体活动这样一些在其他制度中通常处于政府管辖之外的领域的控制[6]。这种说法过于一概而论，但基本现象确有存在。而政府一家统揽的局面不利于建立一个精干、低成本、强有力的高素质的现代化政府。这是因为：第一，政府及其派出机构一旦包揽了大小社会事务，就时时处于矛盾的第一线，失去了缓冲空间，对政府形象和社会稳定均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第二，政府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的社会组织，一定意义上削弱了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威；第三，社会化的服务作业一直由政府直接统揽、垄断，缺乏竞争，会大大增加政府的财政开支和管理成本，降低了管理效能；第四，这种管理体制是自上而下的封闭的组织模式，不利于广泛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社会发展工作。因而从政府现代化和社会进步的角度来说，构筑“小政府、大社会”的城市管理模式势在必然。政府必须向社会分权、放权，在实行政企分开、政社分开之后.必然会涌现大量的新社会组织来承接政府转移过来的繁重的社会职能，而在这些社会组织中，最为基础的将是社区组织。
1978年，中国城市恢复居委会建制，居委会设政宣、治保、调解、卫生、生活服务、青少年教育工作委员会。1983年10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11条对城市居民委员会的规定进行全面整顿，居委会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由于意识形态追求和利益支撑，任何一种制度都具有其自身的刚性。只有在既有制度难以应对外部挑战，甚至出现难以为继的危机时，制度才会发生变迁。基层社区建设正是在传统“单位制”趋于解体、全能政府体制失效和万能市场模式失灵的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
社会转型时期首要的变化出现在经济领域，即社会主义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出了重构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要求，直接为基层社区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和动力。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政府与社会的职能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对国家，市场经济要求政府改变计划经济管理模式，转变政府职能，把部分社会性事务的管理职能逐步转移给社会，减少不必要的干预；对社会，市场经济要求参与经济生活的社会单位、组织和个人摆脱对政府的过度依赖，迅速转变为具有法律地位和自主能力的市场主体，要求社会能够依据市场的原则，通过市场的机制实现有效的自我协调和发展。显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行和发展，将推动基层社区建设向着民主化方向发展。
1978年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城市的社会结构也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单位体制的松动使得企业和单位的大部分社会职能逐步转移到社区，“单位人”转变为“社区人”。长期以来，单位对个人及其家属发挥着保障就业、劳保福利、住房分配、子女入学等多方面的功能。单位对个人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个人对单位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体制的转轨变型，单位体制逐渐松动和瓦解，越来越多的单位开始改变企业办社会、学校办社会、机关办社会的状况。越来越多的上级单位在市场经济形势下，由于失却了集中管理、占有、分配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权力，开始对下级单位“断奶”。还有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长期经营不善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一些小企业关停并转，大批工人下岗分流成为“社区人”。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不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他们回到社区，以社区为“据点”，寻觅和重建新的职业和新的生存方式。这就意味着单位对职工、上级单位对下级单位的社会整合作用逐渐弱化。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把单位承担的一部分社会整合功能逐渐向城市社区转移。
（2）重心下移，功能扩大，事务集聚。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承揽的大量城市管理职能、大量社会事务重心下移，向社区集聚，社区成为新的载体，例如过去没有或很少涉及的社会救助现明确由街道承担，公积金、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医疗保险金代缴代管大幅度增加，而且居民对社区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与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打交道的事情越来越多，居民的切身利益在社区的比重越来越大。当前市、区两级政府对社区建设、管理都相当重视，上海市“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新机制的运作成绩卓著，当然还有许多关系需要理顺。(https://www.daowen.com)
（3）随着生活的改善、医疗保健水准的提高，城市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大批离退休人员“赋闲在家”，他们要求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年人口的活动空间基本上是家庭所在的基层社区，这就势必要求居委会要为众多的老年人口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提供良好的文体娱乐、医疗保健和公共安全等项服务。因此社区的医疗保健、文化娱乐、体育休闲、绿化卫生的目标期望已经提上了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议事日程。
（4）“无单位归属人员”日益增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除了原有的家庭妇女和极个别的社会闲散人员外，大量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待业人员和失业人员也加入“无单位归属人员”中来，对这些居民的行为控制、思想教育、社会保障和行政管理只能依靠基层社区组织。即要求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发挥更多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整合作用。
（5）外来人口的导入和激增。随着大规模的市政基础建设和城市改造以及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吸引了大批外来民工。人口的剧增不可避免地导致城市的治安、卫生、环境等方面问题的出现。
种种迹象表明当前的城市居民区已不是计划经济时代那种比较单调划一的社会，经济改革后所形成的“非单位型”社会，正在改变着传统的国家管理的微观基础。这就使国家无法通过由国家直接控制的单位将社会成员整合到国家宏观体系中来，对社会结构加以国家化，由此就有可能出现社会离散、社会疏远、社会失序、社会失控等社会发展问题。而在社会发展和整合方面，市场不仅不是万能的，甚至常常是失灵的。因为，市场主体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它不仅难以解决社会发展问题，反而会制造不少社会问题，如不充分就业、排斥社会弱势群体、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化为赤裸裸的物质利益关系、破坏环境等。因此，需要政府管理进行改革，培育社区，通过社区将自主但分散的社会成员组织起来，整合、动员社会资源，对传统的单位制社会加以重新构造。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城市管理重心的下移，在城市管理中，传统的街道-居委会管理模式正在逐步向现代的社区管理模式转变。居委会是城市的细胞，它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理应扮演重要角色，也是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环节。如果忽略居委会建设和管理，就会延缓和滞后城市现代化的步伐，而居民群众对地区公共事务和公益活动的参与和自治是推动社区提高城市文明程度、提高居民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根本途径。如果居民群众始终疏离于社区建设各项事业之外，当局外人、做看客，社区只是居委会干部或少数几个人的“表演”舞台，那是有违居委会建设的本质要求的。只有当居民群众对政府至少是基层政府的行为、政策、管理等有知情权、发言权时，才能使基层社区各项管理真正纳入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