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渠道的调控

在任何危机和灾难面前，化解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最重要途径。具体来说，起初，官方或媒体对疫情谣言的辟谣；当面对外来压力，政府又进行策略转折，如高官下马、检疫隔离举措等；最后，媒体带有意识形态倾向的大肆报道，以及国家强有力的行政动员和严密监控，让公众感知危机可控、国家可信。

1.议题建构：风险有限

“非典”初期，出于种种原因，官方封锁信息，媒体报道较少[78]。当时即使有零星报道，立场也是稳定民众情绪，而非出于社会动员[79]。戴云光等通过对“非典”期间中国部分主流媒体对疫情报道的内容分析，说明了主流媒体在非典报道中的议程设置“实质上是政府行为”[80]。这些辟谣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人心。一位居民说：“一开始通过亲戚、朋友得知广东那边流传一种很怪的瘟疫，还死了人，当时只是当成笑话，没有引起自己重视。当政府、媒体开始大规模宣传，自己才开始重视的。”

但之后面对“非典”蔓延，国际社会纷至沓来的压力，政府开始进行策略调整。首先，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双双被撤职；随后，各种媒体对“非典”的报道在短时间内透明度大增。政府变被动为主动，重塑了其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的形象。随着这个转变，主流媒体也再次取得主导舆论的能力[81]。

受此舆论转向的影响，居民们终于认识到危机迫在眉睫，整个社会被疫情笼罩。较之港台地区的媒体助长了社会恐慌这一事实，在上海，虽然居民都感受到非典将影响每个人的身家性命，但并未过度恐慌。例如，一位社区居民认为：“有这么严密的监控，而且整个上海市只有几例患者，没必要担心，（我与家人的）日常生活外出依然照常，并未受到任何影响。”[82]

此外，在访谈的过程中，依然有不少居民反复强调：当年疫情并不特别严重，对居民生活影响有限。可见，无论是初期的谣言四起时政府的辟谣，还是后期疫情证实后政府的全面介入，媒体的争相报道和评论，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人心。但公众对“非典”的认知主要来自各种媒体报道。而从客观的“非典疫情”到主观的“居民感受”之间，其实存在着“媒体建构”过程[83]。类似港台地区社会的高度恐慌，究其根源，其实也肇因于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和漫无节制的揣测[84]。(https://www.daowen.com)

2.回应建构：情势掌控

应对“非典”危机的过程中，政府利用其媒体建构“疫情认知”和政府“积极投入、高效‘抗非’”的形象，使民众相信政府完全能够控制危机，甚至经历了一个合法性“失落”又“寻回”的过程。

媒体对“国家回应”的建构，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建构全面“抗非”激情，强调必须与“国家”站在同一战线上。例如，媒体对各类一线“防非”工作者的正面宣传，营造出社会的“集体意识”；国家领导人频频露面，视察疫区疫情，走上“抗非”前列；“抗非”一线人物，如医务工作者、共产党员和“防非”志愿者等公而忘私、任劳任怨[85]，从而激发公众认可国家权力，配合“国家主导”的“抗非”工作。第二，这些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报道，让民众了解国家的各种投入与表现，强化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增强了国家的合法性。对政府“抗非”表现，居民一般感觉：“对政府当然信任，当然放心，共产党还是可以依赖的。”[86]问卷调查结果发现，超过80%的被访问者，对当地政府与中央政府所采取的非典防治措施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通过“非典”事件，71.9%的被访问者认为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较强”或“很强”，换言之，非典事件反使得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增强。

国家出色的“抗非”行动和明显的工作成效，逐渐获得民众的信赖、认可和满意，上海居民一改“非典”初期的忧虑和恐慌，对“抗非”趋势越来越乐观。居民们相信在政府领导下，完全能战胜“非典”，没有必要自组组织参与“抗非”行动，如果想要参加“抗非”行动，可以加入既有的“社区动员体系”，与国家一起齐心协力，抗击“非典”疫情。因此，国家完全能够调动全部资源解决突发性的灾难事件，“社会”即使存在也是“被组织”的，是依附于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