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国家各归其位的必然
居委会是中国政治发展自我创造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体现。但是，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体制的约束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居民委员会并没有充分体现出自治的性质，相反，由于过分承担了政府托付的工作，而在实践中逐渐成为政府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的辅助性机构。因而，在人们的观念中，要么把居委会看作社会矛盾自我调节的机构，要么看作帮助政府执行政策的机构。
当代中国的改革总体上是属于政府推动型，社区发展也将主要由政府推动和领导。从上海的实践来看，在社区建设、社区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广大居民对单位的利益依赖仍然很强，对社区的归属认同感较弱，由于社区的社会性资源很少积累和有待开发，也由于社区缺乏可以利用的现成的社会自治资源等，因此，政府必然成为社区发育和发展的主要力量。从政府主导和推动社区建设方面来讲，主要是实现：第一，政府行政管理的重心下移——随着中央高度集权体制的改变，随着基层社会事务的大幅度增加，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也必须作出相应调整，即管理重心下移，事权、财权下放，充实基层行政机构的力量，从而使其能切实履行行政职能。第二，调整和理顺政府行政机构中条和块之间的关系——面对当前基层社会大量复杂的、新型的社会事务和需求，必须加强地方分级的综合管理部门的权限和职能。
在当前的城市实际管理工作中，街道仍然是我国城市社区的依托，是城市社区管理的重要基层操作单位。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推动下，街道办事处也从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逐步演变成一个集行政管理、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等职能为一体的综合性机构，街道社区成为城市的“社会细胞”，“行政-社会”合一的双重属性不断强化，并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街道社区从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社会生活共同体逐步向开放、合作、多元的社区过渡。
与此同时，应该按照《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之规定，结合目前居委会建设的实际情况，对居委会进行全面的调整和完善。（1）重申和加强居委会作为群众自治性组织的法律地位，从目前实际上作为街道下属的办事机构的状态中解放出来。（2）改变居委会干部委派制，实行由本居住地区居民代表直接选举产生的方式。（3）发挥居委会群众自治性组织的作用，对小区的建设和管理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自治。
从基层群众自治和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长远发展来看，居委会的发展和创新必须处理好两大关系。第一，处理好政府（现阶段主要是基层政府）与居委会的关系。居委会组织要发展，就必然要涉及与政府的关系，居委会组织的发展要求政府改变管理方式与职能实现方式。现代化的政府管理是居委会组织发展的体制基础。第二，处理好体制创新与依法办事的关系。关于居委会制度和地位，已有的法律规定都属于抽象的原则，并未在实践中予以具体化。所以，在居委会的建设中，具体的组织和工作还需要依据实际的情况进行必要的体制创新，当然，这些体制创新必须也应该以现有的法律为基础、为准则，在法律所规定的原则和所提供的空间内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居委会在正确的轨道发展。
［本文原载于《居委会与社区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七章。本文标题为编者新增。］
[1]［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金光耀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13页。
[2]施俊：《重组居委会——城市社区自治组织建设路向探究》，上海市社会科学届联合会编：《社会转型与社区发展》，《现代领导》杂志社2001年版，第270页。(https://www.daowen.com)
[3]施俊：《重组居委会——城市社区自治组织建设路向探究》，上海市社会科学届联合会编：《社会转型与社区发展》，《现代领导》杂志社2001年版，第271页。
[4]张鸿雁：《侵入与接替——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0、304页。
[5]同上书，第304—305页。
[6]［美］林德布鲁姆：《政治与市场》，王逸舟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1页。
[7]林尚立、马伊里编著：《社区组织与居委会建设》，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8]费孝通：《中国现代化城市对社区建设的再思考》，徐中振主编：《上海社区发展报告（1996—2000）》，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9]吴铎：《城市社区发展探微：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视角》，《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
[10]吴铎：《城市社区发展探微：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视角》，《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98—100页。
[11]林尚立、马伊里编著：《社区组织与居委会建设》，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