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化接触与城市基层的非正式权力操作

尽管1949年后不同时期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模式有着巨大变化，但是在居住地层面国家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却一直存在着某种传统——这种传统以某些代表国家的具体人物与居民面对面的直接接触方式为重要特征。在传统上，国家对城市基层的动员一直依赖于基层工作者（如工作组、居委干部、楼组长、积极分子）与一般居民的直接接触与面对面的互动，依赖于他们对居民的再三劝说（或说诱导）以及人情因素的运用，而这种以劝说、人情等为基础的直接接触与正式化的、制度化的权力运用无关，这样，正式化的国家-社会关系就在一个地方化的环境中被非正式的操作“解构”了。即使是在国家力量比较强大的时期，国家对居民的控制动员也往往以人情约束、以某种人物对居民再三做工作等手段来实现[25]。以暴力、惩罚、制度约束等形式出现的控制动员手段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是很常见的，它们往往仅作为人情约束与劝说的背景出现。

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一些研究指出，人情关系是维持邻里权力运作模式的重要因素[26]。张乐天与杨雪晶、刘春燕的实地调查更强烈地支持了这种观点[27]。在笔者所调查的BXL社区，自20世纪50年代居委会成立以后就主要通过劝说、做思想工作、利用邻里情面等方式来解决问题。直到今天，BXL的居委干部仍然力图用自己传统的工作方式——“说服”——来获得居民的合作。对于这个居委会的干部来说，这种说服工作非常富有技巧性。在与居民交流时如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何让对象在面子因素的影响下不得不屈从于居委干部的要求，这些都需要丰富的经验与人生阅历。如果居民无法被说服，居委干部就会一次又一次上门，反复劝说；如果还是不行，居委会干部有时会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动员与被劝说对象有关系或者某些共同之处的其他人员去劝说。

许多文献已经注意到人情、面子等本土化文化资源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意义。杨美惠（Mayfair Yang）关于中国“关系”与“关系学”的研究实际上为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运作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28]，而黄光国、翟学伟等人则特别注意到人情、面子等本土性文化资源与权力运作之间的关系[29]。不过笔者的分析角度与他们略有不同，而比较接近于孙立平和郭于华关于国家在农村基层如何利用本土性资源来实现自己目标的研究[30]。孙立平与郭于华用“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来分析这种国家贯彻自己意志的能力。孙立平与郭于华的发现包含两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观点：第一，本土性的文化——民间的一种关于情、理的概念——赋予了国家代理人用非正式方式行使正式权力的资源；第二，这样一种权力行使过程导致的结果是增加了国家权力资源，从而强化了国家权力。当然，就城市邻里的具体情况而言，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不同于农村基层的一些特殊表现。农村基层的权力运用是一种赤裸裸的利益的相互斗争，并以一定的惩罚性手段为后盾，有时甚至是以暴力手段为后盾的；而城市基层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则要微妙得多，在一些时候涉及的并不是对双方生死攸关的资源与利益，惩罚性手段也很少作为非正式权力操作的背景性因素出现。与其说城市邻里中的本土性权力操作是国家在基层贯彻自己意志、动员社会的形式，不如说它更多地具有一种消解性的动员功能。事实上，这种操作主要是民众与国家之间彼此进行“模糊”表达的一种微妙机制。

当居委会作为国家代理人，在与居民面对面地创造出某种权力关系时，这种关系是以私人化的、具有社会交往特征的人际关系的面目出现的，而不是一种组织化、制度化与正规化的限制与被限制的关系。这种权力操作模式既是国家能够低成本的在基层社会推动自己目标实现的原因所在，也是国家的社会动员体系的局限所在。邻里中具有国家代理人色彩的居委会在实际操作中所采取的非正式操作策略对居民并不具有太大的强制性，这意味着国家无法利用邻里的组织系统强行推动自己的目标。而且，在居委会干部与居民面对面的互动中，居委会干部必须暂时摈弃具有异质性的外部力量，而借助于双方都能理解的“地方化”的语言与逻辑系统与居民进行沟通。来自“上面”的正式意图与要求以一种非正式的、邻里内部的语言被表述出来，这意味着居民在居委会的引导下曲解了国家的要求，并“礼节性”地表达出自己对国家的认同，即作出某种并不完全符合国家要求、却又能被理解为是对国家的服从的行为。也正是在这种借助于人情与面子策略、借助于本土性文化资源的非正式的权力操作中，来自邻里之外的因素被“地方化”地理解了。国家试图实现的目标、希望贯彻到整个社会底层的政策与制度，就这样在特殊化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在社会成员所熟悉的语境中被曲解，普遍性的、制度性的色彩由此消失了。尽管外部力量在表面上获得了它想要的东西，但其实质的内容却未必得以保留下来。(https://www.daowen.com)

在这种本土化的非正式权力操作模式中，存在于互动双方之间的私人性的认同和信任远比对制度化的公共角色与身份的认同和信任来得重要。因此，居委会干部也会有意淡化自己的官方色彩，而突出自己的民间身份。在居委会干部与居民进行接触的整个过程中，都是以私人对私人的模式、而不是以组织对个人的模式出现的。我们所调查的居委干部几乎都认为这种模式是他们最主要的工作手段。例如，JX的Z主任说：“做工作不好太正式的，一直都很正式做不好工作。很多时候都是在和居民的平常谈话中做工作的，靠平时把一些东西慢慢灌输给居民，这样他们才能接受。一本正经地跟他们说，效果不好。”[31]在YX、BXL、BCY、YN、CY新苑、CM、JZW、LC、YXG、SZ等居委中，情况也无不如此。

存在于城市邻里中的这种权力操作模式与国家在基层社会所面临的资源不足有关。具有国家代理人色彩的居委会组织普遍面临着资源不足的困难。在制度性资源与经济性资源比较缺乏的条件下，本土性文化因素很自然地渗透进邻里实际的权力运作机制之中。为了低成本地维持国家控制动员体系，人情、面子等本土化资源就得到了充分利用。在一个以正式制度与正式组织方式为主要运作机制的社会中，这些本土性资源原本不可能成为权力操作策略中的主角；但在一个以非正式的人际互动为主要运作机制的环境中，制度化权威资源的缺乏与有效的组织控制手段的不足却恰恰可以利用这种本土性资源来予以弥补。[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