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委会直选：行政任务、动员与投票
正如孙立平的“过程-事件分析”方法所暗示的，要更清楚地掌握邻里微妙的运作机制，不仅要把它置于常态与常规生活中来理解，而且要把它置于非常态的“事件”中来理解[48]。一些发生于邻里之中的重要事件足以揭示隐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关系、结构与机制。2003年上海市居委会干部的直接选举就是这样的一起事件。在这一部分中，笔者将以这一事件为个案，对存在于直接选举过程中的居民动员机制进行分析。正是在这种对居民的动员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在邻里的“在场”与“无意义”的同时并存。
2003年，上海市决定在一个较大范围内实现居委会干部换届的直接选举。对于这一事件，我们在此所关注的并不是其中可能涉及的所谓“民主”问题，而是“选举”这样一件“上面”所要求履行的工作是如何在基层得到贯彻与实施的，以及实际效果如何。事实上，城市邻里中的非正式权力操作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直接选举这样的“草根民主”，因为这种策略使居民与国家之间的互动丧失了正式性与政治性。在居委干部与居民利用人情、面子进行沟通的对话过程中，“投票”这种具有法律含义与政治含义的正式行为就被转化为一种居民可以接受的日常生活的行为，从而被“去政治化”了。
2003年的居委会干部直接选举并非是由城市基层自发举行的民主实践，而是一次由上层推动、层层布置下来的工作任务。这样，对于基层的操作者来说，整个选举过程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如何完成‘上面’的任务”的印记。对于上层来说，这次选举工作完成得好坏，是反映党的执政能力、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水平的指标[49]。因此，此次选举是一项政治任务，而不是一项单纯的业务工作。对于居委会干部来说，除了“上面”比较重视、要求比较严格外，这次直接选举其实与他们平时所做的许多常规工作很类似，即“上面”布置下来一个任务，要求居委会完成一项具有现代民主选举特征的工作——在某个时间段内让一部分居民以竞选或主持、筹备选举的方式积极参与到选举的准备工作中来，再在某一个具体的日子中让数量更多的居民走到投票点来投票。这样，居委会干部所要做的仅仅是，在尽量不干扰居民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动员一些积极分子筹备选举，并让相当一部分的居民在投票日参加投票。至于上层在推动这次民主选举时所蕴含的政治意义，其实是无关紧要的。一句话，最重要的是让选择工作在表面上完成得完全符合“上面”的要求，同时又要皆大欢喜。
但是，用上海话来说，这次的“糨糊”是不好捣的，因为“上面”非常重视，而且对居民的参选率有比较高的要求，必须发动相当多的居民去投票。选举组织者在此遇到了困难，因为大多数居民不愿意卷入这些麻烦的事情。这样，“国家”与“社会”在此出现了对立：国家希望有更多居民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动（参与竞选或参加投票），但居民却嫌麻烦，不肯作出这些行动。那么，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冲突是如何克服的？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国家最终取得了对社会的胜利，因为几乎所有举行直接选举的居委会都拥有很高的登记率与投票率，大部分居民最终都设法参加了投票（或者是委托别人投票），并没有违背“上面”的要求。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上面”的意图真正实现了呢？事情并非如此。大量居民之所以出来投票，不是迫于上面的压力，而是在一种富有本土文化色彩的人情与面子因素的驱动下，在一批围绕在居委会周围的积极分子的大量工作下而作出的行为。
在“上面”的督促下，居委会干部与楼组长就开始在邻里中采用一种类似于动员的手段，并把成百上千的居民从自己的住宅中“说服”出来，走近投票箱。几乎所有的直接选举观察者都指出，动员手段、楼组长等积极分子所构成的网络、人情与面子等因素对这次直接选举的“高参与率”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其中，大量的说服与劝说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碰到居民不肯参加选民登记，居委会干部与楼组长就上门去给他们做工作，告诉他们居委会有些什么工作，与居民联系有多重要。楼组长在动员过程中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作为居委会和居民的桥梁，楼组长既能很好地领悟书记的意图，又能通过平日里积累的人情网将“上面”的意图贯彻下去。在BCY居委会，当一些居民被问及是否知道本次居委会直选时，她们都说知道，因为楼组长通知过。她们对楼组长的印象很不错，觉得她一家家地通知本楼各户居民关于居委会直选的事，很有耐心，人也很好。由于楼组长的宣传与组织动员工作做得不错，所以这些被访者都参加了初选。在JX居委，Z主任认为，直接选举工作之所以能够组织得有条不紊，“关键在于小组长、党员、志愿者等骨干分子”。
如果人们对选举不感兴趣的话，那他们怎么会登记呢？又怎么会出来投票呢？一位观察者用“面子”来解释这种成功背后的奥秘：“居民是否积极参与‘直选’，与其说是衡量居民是否具有‘民主’意识的标志，不如说是居民是否能够积极帮助居委会干部完成上级部门交给的一项任务、是否给居委会干部‘面子’的标志。所以，在楼组长和居民表示愿意积极参与的时候，‘看你们的面子’是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话，居委会干部对于楼组长和居民能够积极参与这次‘直选’也常常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感激。所以，‘给居委会干部面子’才是这些居民能够积极参与‘民主选举’的最‘真实的逻辑’。”[50]在实际的动员工作中，无论是居委会干部还是楼组长，都力图使用一些具有人情味道的语言来说服居民出来投票。“民主”与“执政能力”就在这种话语中被消解了。投票这种具有法律含义的正式行为由此转化为一种居民可以接受的日常生活的行为。
一位楼组长回忆说，他们楼有个居民做生意非常忙，两次造访都不在家，她坚持不懈，终于在第三次上门时碰到了他，并设法说服了他。
楼组长：“Z老板啊，总算碰到你了，最近是不是生意很忙啊？”
Z老板“：忙死了，单位里有很多事情都离不开我，最近一直在加班。”
楼组长“：忙归忙，也要注意身体哦。听说你妈上几个礼拜身体不大好，现在好点了吗？”
Z老板“：好多了，谢谢你啊！你今天来有什么事情吗？”
楼组长“：是这样的，你知道居委会要进行直选的事情吗？”(https://www.daowen.com)
Z老板“：不知道呀，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楼组长“：关系可大啦，这次是我们居民亲自选出为我们办事的居委会干部，你具备选民资格，到时候你要来的哦！”
Z老板“：这个你代我们选选么好了，我抽不出空。”
楼组长“：哎呀，不会占用你很多时间的，只要在大选那天来填张选票就可以了。”
Z老板“：居委会平时和我们也不搭界的，我们都不认识他们，选谁都无所谓的。”
楼组长“：我们楼很多居民都同意去的，像隔壁老王、小李啊，你也去么好了，给我个面子。”
Z老板“：那好吧。”
楼组长“：哎，这就对了嘛，听我的没错的。叫你妈常到老年活动中心来玩啊，现在那里又开了一个扇子舞班，大家一起跳跳蛮开心的。”
Z老板“：嗯，好的。等过两天她身体全好了，我劝她出去锻炼锻炼。”[51]
在谈话的开始，楼组长避免直接谈到选举的问题，而是先进行人情化的问候——“是不是很忙啊”“母亲身体怎么样啊”。当对方表示不愿意参加选举时，又指出其他居民都去了，并特别提出要对方“给面子”。当达到自己的目的时，楼组长再次以人情化的话题——对对方母亲的关心来结束谈话。
也正因为“国家”与“社会”接触的这种走过场式性质，所以来自上面的各种力图改造基层社会的意图最终被化解于无形。轰轰烈烈的直接选举过后生活又进入了平淡的常态之中。由“上面”所推动的直接选举不过是一项比较麻烦的任务而已，一旦任务完成，则一切又复归原状。
在此，可以作一简要结论。有关2003年下半年上海市居民委员会直接选举的研究表明，事实的真相可能介于“断裂”与“嵌入”两类观点之间——直接选举没有带来邻里社会资本的发育与草根民主的形成，但它也并不意味着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有力形塑。与其把直接选举视为一个民间社会的发育过程，或一个国家重新控制社会的事件，不如把它视为一个国家试图对基层进行社会动员的尝试（正如“非典”时期国家所做的那样）。这种动员的动力来自基层社会之外，但动员本身却受到基层社会既有关系结构的制约，受到居委会非政治化的日常运作逻辑的消解。这样，整个直接选举就呈现出一种复杂的面相：既是政治化的，也是非政治化的；其结果既是国家希望看到的，又不完全是国家希望看到的。在多方的妥协与合力中，我们看到了一幅错综复杂的图像。这似乎验证了中国研究中行动者模型[52]而非国家-社会模型的正确性：有意义的不是国家与社会，而是不同的行动者，而这些行动者的行动又深深嵌入于城市基层社会的关系网络与日常生活运作逻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