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社互强”的论述

“国家中心”论点预设：一个“强国家”只关注国家目标的实现。但倘若此时无关社会利益，社会消极疏离，则“强国家”论点是否成立似乎颇有疑问；而“社会中心”视角预设一个“强社会”，着重社会利益的分析，但社会一旦独立于国家之外，是否就能制约国家？“强社会”的观点似乎也有问题。为避免上述谬误，我们必须将国家和社会一起纳入探讨，必须透过社会的回应来观察国家的强弱。换言之，国家强弱的源头，在于社会能否受制于国家。因此，要在“国家-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尤其在“社会”中寻求国家强弱的线索[24]。

将“国家-社会互动”作为分析焦点并把两者都纳入关照的观点，往往认为国家强势有赖社会的配合，而社会的强势则必须有赖国家的建构，“国家”与“社会”在概念上可以区分，但在实际社会关系中却是相互制约和彼此塑造的，而且双方也必须“磨合互强（mutually reinforcing）”：透过相互合作，促进彼此的利益，达到国家-社会“融合与协同（synergy/partnership）”的结果[25]。其中，国家与社会互强的实现机制，在于国家通过发展公民社会组织强化国家“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并使国家不再依赖“专制性权力（despotic power）”[26]。

在中国的相关研究中，许慧文（Vivienne Shue）认为，中国民间组织已经十分活跃，但国家组织却依然强势，两者并未彼此消长，反而相互赋权，达到互强共生[27]。福斯特（Foster）用“被包纳的协会（incorporated associations）”描绘烟台的贸易协会和专业协会，强调国家和社会互相渗透和互相包容[28]。马秋莎（Qiusha Ma）考察了1978年以来的“非政府组织”后认为，非政府部门的发展空间逐渐扩大，但国家资源仍是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两者互动过程中，党、国一体的权力继续维系，社会自主性也慢慢增强，结果使国家的治理能力得以强化，公民社会也获得发展[29]。顾昕等认为，国家和社会协同发展必须相得益彰，通过强化社团组织的自主性和民间组织的能力，形成强大的国家行政体制和有活力的社会组织的局面[30]。(https://www.daowen.com)

如果将国家和社会同时纳入分析，观察“一个强势的国家匹配一个积极的社会”时，是否能实现国家社会同时强化，因而也无所谓国家强势或弱势，前者是经验问题，需要进行调查来验证，后者也许是观察角度的问题。根据传统的“国家-社会”架构[31]，在互相强化的过程中，仍然必有一方较为强势，但“国社互强”观点并未清晰指出国家与社会孰强孰弱，也无法分析国家或社会权力的制度基础。

因此，本研究借“非典”案例，观察“强势国家”情境下的上海社区“抗非”动员过程，从而考察其中展现的国家-社会关系，厘清并验证上述三种假说，并进一步探索国家或社会权力的制度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