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国家与基层社会联结的重要方式

从自身特征及治理框架上看，商品房小区似乎具备了市民自治的基本条件。一方面，这类边界清晰、产权私有、利益相关的住宅小区本身就具有集体自治的动机和可能。很多对于这类住宅小区的分析都发现，这类小区中的居民更乐于参加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策，似乎只要居住在这个空间就自然具有了一个“好公民”的品质[48]。此外，商品房小区的有限规模和明确边界能够有效减少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数量与质量[49]。而对外的封闭性反而增加了内部居民间的互动，再加上同质性带来的交往便利性，从而有助于发展出社会资本，降低收集信息和组织集体行动的费用，增加居民参与小区政治过程的可能性[50]。高额的房产投资和利益关联，都会增加业主对小区的忠诚度和关心度，自然促成其对地方公共事务的投入[51]。因此，商品房小区就好似私有财产者的“乌托邦”，他们在一个联系紧密、利益关联的封闭空间内实现对公共事务的民主自治。另一方面，国家直接干预的撤出和自治组织所获得的法律制度保障也有助于市民自治的成长。从1994年深化住房体制改革以来国家颁布的一系列关于商品房住宅小区的管理办法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基本精神的延续——对商品房小区逐步实行社会化、专业化的管理模式，由物业管理公司统一实施专业化管理，由业主大会及其执行机构业委会制订业主行为公约并对小区管理事务进行决策。应该说，代表基层民意的业委会的确获得了受到法律保护的自治地位和一定的权力空间。

芳雅家园业委会的换届、社区集体活动的开展、反污染维权活动等事实生动展现了新型商品房小区民主自治的发育与生长。但不容否定的是，这一过程一直是在政府的参与下实现的，这种参与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参与的形式可以是文字的，也可以是话语的或象征的；参与的方式既有制度的刚性规定，也有主体间的直接博弈，还有利用私人关系的柔性沟通。但不管采取何种参与方式，也不管参与是政府主动为之还是被邀而为之，都意味着国家的“在场”和“到场”。以邻居节为例，街道和居委会虽然没有参与活动的策划、实施或给予资金方面的支持，但在活动当时政府官员作为国家符号的仪式性在场，不仅获得了此次活动的冠名权，而且成为重要发言人和媒体关注的中心。于是轻而易举地把这场群众自发开展的娱乐活动诠释为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领导下的一次和谐社区建设运动。高科长的答记者问更是完全盖过了舞台上群众自编自演的精彩节目，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政府通过对话语权的掌握，在公众舆论上对该活动性质进行了重要的“转义”，使之具有浓厚的政权建设色彩。在邻居节这样轻松和谐的情境中，政府官员作为国家符号仪式性出场并强调“和谐社会”等主流意识形态，使得国家形象能够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实现自身的动员过程和表征。(https://www.daowen.com)

国家作为一个重要的行动者，正是通过对社区事务的频繁“参与”，在参与的过程之中，将自己的力量深入到了社会的最基层，通过其政策及其与社会团体的关系模式来实现对基层自治与基层社会生成及生长进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