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参与和社区意识
通过社区选举的动员参与，可让居民了解自己的社区归属，形成有范围的社区边界意识[105]。作为社区集体行动的一种形式，居委会选举将社区政权、行政网络与一般居民连缀在一切，从而凸显社区的公共利益，塑造居民的社区“我群（we-group/we-hood）”意识[106]。根据现有研究，中国城市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相对有限[107]，但作者田野调查发现，基层直选的过程，不但促使原本便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的“行政网络”成员对社区的认同，也让原本与居委会缺乏利益关系的一般“社区居民”透过直选找到了联系彼此的桥梁。当然，对两种层次的选举参与而言，基层直选的效果仍然存在明显的不同。
1.高度动员、参与后的社区意识
本部分主要探讨扮演动员角色的社区“行政网络”在参与高度动员、选举后，其社区意识的变化。根据作者的田野调查，参与直选的过程，一方面激发他们对社区的奉献，兴趣与社区融为一体的感觉，因而大幅增强了他们的社区意识；另一方面则将他们对抽象的效忠国家的忠诚，落实在社区的体制上，因此也强化了居民的社区认同。其间的过程，进一步描绘如下。
（1）认同的转移：从住户到社区。我们对于“行政网络”成员的访谈，往往以他们为何参与的问题来开头。根据他们的说法，他们的参与都是基于热心，响应对社区的投入与服务，因为这是“没有钱［工作补贴］拿的，到这里靠的都是热情”[108]。例如，SL社区的吴先生与叶小姐，因为“受群众肯定”的理由，而被居委推荐参与换届。不论他们是否的确“热心服务，群众肯定”，这样甄拔与推荐的过程，本身就代表一种肯定与荣誉，激发他们投入社区服务的意愿和兴趣。两人因此纷纷表示：
［参与选举］是出于我的本分，就是为大家服务。……我们街坊一些退休的人，像殷老师，还有这个老孙，他们都是为社区服务，我看他们为社区服务得非常好，都奉献了自己了，我自己也行，我也有这个能力。[109]
［参与社区活动］让HXJ产生一种自信和自豪感，认为自己为社区做了一件好事，居委会也及时将她吸纳进门栋组长网络，她积极承担起组长的责任，参与了很多社区活动。……与居委会组织“接上头”让HXJ从单位出来后重新获得“组织感”。[110]
对此，换言之，他们透过社区参与过程所获得的“自我实现感”和“组织归属感”成为他们积极投身社区事务的内在动机[111]。杨敏对此进一步解释：
曾经［侧身］的单位制为他们提供了无所不包的庇荫，因而使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集体归属感，习惯了有一个无处不在的“组织”，对他们进行政治和社会动员，为他们排忧解难。集体主义和献身精神等意识形态的灌输也在他们的价值观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单位制的消解和市场经济带来的个人主义，造成了组织解体和价值观失落的双重危机。在新环境下得到重组的居委会和被建构为一个新的集体的社区，就成为这些具有怀旧情绪和党性认同的中老年居民重获组织感的诉求对象，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易于接受居委会的动员和志愿形式的社区参与的原因。[112]
此外，在参与选举工作的过程中，部分“行政网络”成员，一开始时也许是基于人情关系或之前的职务身份而来，但是在参与过程中，其认知与意识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他们之中许多人开始倾向于“合理化”自身的参与。因此，在历经忘情的投入动员后，他们从半推半就、有点不情愿的奉献者，转变为主动积极、心甘情愿的奉献者。
另一方面，在参与动员的过程中，也形成了非正式的互动网络，彼此会彼此鼓励打气、互相激发与仿效，在这样的过程中，让他们感受到与社区融为一体的感觉，终而“超越个人和家庭，发展出更为广泛的社会网络”，将抽象的“社区”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共同体”[113]，之后几乎凡涉及社区事务，许多成员都积极奉献投入。换言之，这些社区积极分子，借由被编织到社区网络的过程逐渐形塑他们的社区认同。
综合上述，整个参与选举动员的过程，从成员们被甄拔推选，到过程中的逐步合理化，再到成员间彼此相互示范，都发挥强化社区认同的效果，让这些“行政网络”成员逐渐走出自己的私领域，越来越关心他们的社区事务。
（2）认同的转移：从国家到社区。多数的“行政网络”成员，之所以参与到选举动员的过程中，相当部分是因为他们过去的工作背景或身份背景。诚如HC社区严妈妈所说的：“为什么会参与社区事务？因为自己是社区的人，……就像自己是党的人一样，有对党的忠诚［因此也对社区有所忠诚］。”他们选举参与的初始动机虽是如此，但在实际选举参与的过程中，相当部分的老党员，却将他们对党的忠诚与情感逐渐转移到社区体制上。这种过程，就是林尚立所说的：“基层社会组织的变化，使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发生转移］……人们的生活和生命的终极归属在很大程度上开始从组织向社会转移，尤其是向社区转移。”[114]透过这样的过程，城市户籍的党员，除了形式上的党籍身份“属地化”外，根据作者的考察，其实质的身份认同，也经历了一次“属地化”的转变。
这种认同转移的过程是怎么发生的？根据我们的访谈，这首先是通过两者的结合、交织，换言之，对这些网络成员而言，忠诚于党就是奉献社区。举例而言，SL居委会丁先生曾这么表示：
就我个人来说，……要把党和政府培养我、教育我、所学到的一切，奉献给自己所在的社区［居委会］，使自己所在的社区［居委会］能够更好地为广大的［社区］群众服务。[115]
虽然如此，但他们多数已经退居二线，不再担任党政职务，所以，对这些社区的“行政网络”成员而言，“党与国家”是抽象遥远的，不像社区那么实实在在、就在身边，可以弥补他们脱离“组织生活”后的精神空虚[116]。因此，在我们调查直选的过程中，经常可见一批批或离退、或下岗的社区“前”干部，忙碌奔走于街道、居委、住户之间，从洋溢在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了解到在参与到社区联系、动员的“任务”之中，他们得到了高度的满足。
换言之，这类的网络成员，虽然是因党员身份而参与选举动员，但在参与之后，我们发现许多许多成员，一改之前的“个人自理”的态度，时时以社区利益为中心，发表他们的高见，并相互交换意见，将他们“什么才是对社区好”的主张，进一步在社区中落实。由此可见，在这样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他们对国家（党）的效忠逐步转移为对社区的认同。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借由直选动员的参与过程，城市社区中被编织到“行政网络”中的积极分子，在动员与参与找到自己的热情，走出自私自利的狭隘，转化为对社区事务的关心与参与。这样的过程，有助于塑造城市社区中涣散的社区意识，明显强化了社区作为一个组织架构的角色与功能。
2.低度动员、参与后的社区意识
本部分进一步讨论居委直选对于一般居民的影响。根据作者的田野调查，基层直选的参与，一方面在过程中酝酿出“划定疆界”的效果，塑造或强化居民作为其所在社区成员的“身份意识”，另一方面则部分发挥了唤起“社区利益”的作用，促使居民关切所在社区的问题，并在过程中培养出社区“共同利益”的意识，因此强化居民的社区认同。其间的过程，进一步描绘如下。
（1）社区疆界的认知。如同前文所述，对一般社区居民来说，对基层选举的参与，通常均相当肤浅，直选所能带来的影响，也自然相对有限。但是就像任何其他社区活动一样，居委选举是只属于“［这个］社区”的，对于社区居民而言，是属于“我们的”。无怪乎凡涉及居委换届的公布，一切都诉诸社区的“三自”——“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同样的，选举动员过程中，换届人员最常挂在嘴边的话语，也是：“办好选举谁的事？是咱们自己社区的事。”此外，从我们的田野调查中也观察到，某社区2003年所用过的横幅：“珍惜民主权利，投下庄严一票”“搞好社区居委会选举，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等，在2006年的居委选举中则流行类似“社区是个家，建设靠大家”这样的标语。对于类似的心理，我们不妨参考杨敏的访谈：
问：“你们对这个社区有没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XWD：“……我们［当然］有这种感觉啊，我们社区就是‘我们社区’，我们不会参加别的社区的活动。有的人就去参加别的社区［的活动］。我们［经常参与本社区活动者］这个小圈子还是认同我们社区。”
问：“就是还是分得挺清楚的？”XNS：“我们就是社区的主人，就有这种感觉，去别的社区就感觉像个外人一样的。参加社区活动的人比其他人感觉要明显一些，我们要出去呢就代表LH社区。”[117]
换言之，不论活动的性质，只要是属于“本社区的”的活动，就会创造出一种社区成员的身份，也同时区划出社区内外的疆界：你是“这个”社区的，是“主人”，到别人的社区，就不免是“外人”。任何性质的社区活动，都在直接间接、有意无意地提醒社区成员内外的疆界，社区居委选举当然不会例外。
（2）社区利益的关切。进一步观察，选举是“［这个］社区”的活动，直选过程中的各种横幅制作、推选候选、竞选词发表、上门催票等活动，无论是听到候选人在见面会上的侃侃而谈，还是行政网络的挨家挨户的侧面游说，居民的提问或质疑等，都不免涉及“社区利益”：这个社区需要什么？我们应该为社区做什么？等等。无论所涉及的是环境保洁或居民就业，都有助居民认知、感受“社区利益”的所在、关切“社区利益”的需要，油然兴起一种认同社区，作为社区成员的感受。这种过程，用杨敏的架构来说，就是“通过参与认识社区”，将个别的“福利需求”转向集体的“参与需求”的过程[118]。
除促进社区利益的感知切外，居委直选还涉及社区利益的落实。直选将平日缺乏联系的居民与居委间，更为紧密地连缀在一起，让居民对居委会的工作有更深的了解，让使居民意识到自己的参与，是决定社区未来的关键[119]。由于居委会平日的角色，大都是代表上级政府，单方面向居民提供既定的服务（所谓“行政化”倾向），比较不容易激发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基层直选则要求居民对居委工作进行了解与评价，因此促进居民对社区生活的重视。在作者田野访谈的过程中，其实不难发现，有些居民原来不认为自己和居委会能搭上什么关系，但是透过选举的宣传和动员，有人会觉得，“我们和居委会还是有点关系的”。
换言之，如同上海某校L教授所言：“选举可以提升社区意识，毕竟要选的是社区的‘自家人’呀，谁不希望自己是健康社区。”[120]我们不难看出，社区直选的过程，提醒、突出社区的利益，并借由直选投票的参与，落实并强化出社区共同利益的纽带。许多个案因社区直选，触发其对社区生活环境的关怀，进而对社区、居委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了解。这些都是直选前不曾出现的情况。
综合上述，作者就居委直选过程中，居民选举参与和社区认同间的关系，将田野观察所得整理如表2所示。
表2 选举参与和社区认同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