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的“二元分化”与政治发展的“线性逻辑”
目前存在的辩论，涉及“社区建设”[124]的目的、做法与结果，而切入分析的主流观点，则是国家-社会关系的架构，相关的辩论如“社区建设”的目的究竟在于行政化或民主化[125]？“社区建设”的做法应该引入或减少组织/国家的介入[126]？以及“社区建设”的结果到底是强化或弱化组织/国家影响[127]？诚如桂勇所见，这类探讨与辩论，其背后往往存在着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预设，因此，政治发展的历程便只能在“强国家-弱社会”或“弱国家-强社会”两种可能中选择，而所谓可期待的民主坦途，就只有弱化国家一条路子。参照本研究的发现，这个非常宿命的观点是有问题的。
参照中国目前的政社环境，根据本研究的发展，绝对存在国家-社会相辅相成的可能性。这样的关系，林尚立说得最清楚：“政府对社区管理的强化原本是为加强和完善管理城市社会的体制，但政府在强化对社会管理的同时，也强化了社会建立自我管理体系的资源和能力。”[128]这样的观察与本研究的发现不谋而合。换言之，中国的政治发展应该可以发展出一条国家与社会“非对抗性”的历史途径。按照这个方向，“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必将超越‘强国家-弱社会’与‘弱国家-强社会’的两极选择，而形成‘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局面”[129]。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进一步观察所谓“国家-社会二元对立”假说，吾人不难发现，将国家-社会视为对立的两造，不但忽略了国家-社会间的中间团体，而且简化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的辩证关系[130]。从我们的研究中可见，“行政网络”本来是国家政府用来动员社会的工具，但是在动员的过程中，这些社区政治精英反而一方面渐受民主观念影响，发展出深刻的参与意识；另一方面也逐渐将认同向社区转移，形成足以支撑社区自治的社区网络。因此，居委会选举动员，不论其目的是否在强化执政能力、巩固现有政权，与此同时也充分强化了社区体制，为日后绵延持续的基层参与和充实健全的国-社互动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因此，居委直选的结果反而“催生居委会向自治组织回归”[131]。从这个角度看，透过直接选举的动员，所萌生出的政治功效意识提升、社区意识的出现等社会力量，实则有助于培养城市居民具有更高的政治参与能力，将成为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主要动力。
［本文原载于何增科等主编：《城乡公民参与和政治合法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编入本书时，由原作者重新修订后出版。］
[1]Brzezinski，et al.，“Will China Democratize？”，Journal of Democracy，1998，9（1）， pp.6-64；Edward Friedman and Barrett L.McCormick，eds.，What If China Doesn't Democratize？：Implications for War and Peace，Armonk，NY：M.E.Sharpe，2000；Suzanne Ogden，Inklings of Democracy in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2]Brzezinski，et al.，“Will China Democratize？”，Journal of Democracy，1998，9（1），pp.6-64；Larry Diamond，“Limited Elec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Local Elections in Taiwan，Hong Kong，and Mainland China：Does Limited Democracy Lead to Democracy？”，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March 5-6，2000；Bruce Gilley，China's Democratic Future：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ere It Will Lea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Yongnian Zheng，Will China Become Democratic？：Elite，Class and Regime Transition，Singapore：East Asian Institute，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2004.
[3]Jo seph A.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and Democracy，New York：Harper & Row，1975，pp.268-269.
[4]Huntington，Samuel P.and Joan Nelson，No easy Choice：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193.
[5]John P.Burns，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hina，Berkeley & L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王旭：《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强——乡村中国的基层民主》，陈明通、郑永年主编：《两岸基层选举与政治社会变迁》，月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3—421页；Jean C.Oi and Scott Rozelle，“Elections and Democracy in Greater China—Elections and Power：The Locus of Decision-Making in Chinese Villages”，The China Quarterly，2000，162，pp.513-539；Suzanne Ogden，Inklings of Democracy in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6]Jean C.Oi and Scott Rozelle，“Elections and Democracy in Greater China—Elections and Power：The Locus of Decision-Making in Chinese Villages”，The China Quarterly，2000，162，pp.513-539；刘亚伟：《无声的革命：村民直选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胡荣：《中国大陆村委会选举的制度实施》，洪叶文化有限公司2004年版。
[7]林尚立、马伊里等：《社区组织与居委会建设：上海浦东新区研究报告》，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邦佐编：《居委会与社区治理：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155页；潘小娟等：《城市基层权力重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Benjamin Read，“Revitalizing the State's Urban‘Nerve Tips’”，China Quarterly，2000，163，pp.806-820；Jie Chen，Popular Political Support in Urban China，Washington，DC：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2004；James Derleth and Daniel R.Koldyk，“The Shequ Experiment：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Urban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04，13（41），pp.747-777.
[8]有关中国大陆城市基层体制的背景与演变，可参见雷洁琼：《转型中的城市基层社区组织：北京市基层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何海兵：《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顾建、马西恒编：《转型中等社会治理：和谐社会构建与城市社会发展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5—335页；郭圣莉：《城市社会重构与国家政权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承载：《上海通史第13卷当代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左志坚：《上海进行建国后最大规模的基层民主试验》（2006年7月25日），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06-07-25/000410521445.shtml，最后浏览日期：2018年8月20日。
[10]林尚立等：《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5—78页；杨敏：《公民参与、群众参与与社区参与》，《社会》2005年第5期，第78—95页；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8—89页；刘嘉薇：《选举作为一种动员——上海市居民委员会选举之探析》，中国大陆基层治理与基层选举研讨会，台北：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2006年。
[11]陈伟东、李雪萍：《社区民主治理的理论假设与案例分析》，朱新民主编：《中国大陆基层民主研究》，远景基金会2004年版，第88—90页；耿曙、陈奕伶：《中国大陆的社区治理与政治转型》，《远景基金会季刊》2007年第1期，第87—121页。
[12]彭勃：《国家控制和社区治理：以上海社区调解为例》，《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二辑：制度建设与国家成长》，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239页；赵建民：《中国大陆城市社区改革的理论基础》，朱新民主编：《中国大陆基层民主研究》，远景基金会2004年版，第11—22页；耿曙、陈奕伶：《中国大陆的社区治理与政治转型》，《远景基金会季刊》2007年第1期，第87—121页。
[13]刘嘉薇：《选举作为一种动员——上海市居民委员会选举之探析》，中国大陆基层治理与基层选举研讨会，台北：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2006年；耿曙、陈奕伶：《中国大陆的社区治理与政治转型》，《远景基金会季刊》2007年第1期，第87—121页。
[14]Sidney Verba and Norman H.Nie，Participation in America：Political Democracy and Social Equality，New York：Harper & Row，1972.
[15]Verba，Sidney，Norman H.Nie，and Jae-on Kim，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Cambridge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p.46-47；Myron Weiner，“Political Participation：Crisis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in Leomard Binder，James S.Coleman，Joseph LaPalombara，Lucian Pye，Sidney Verba，and Myron Weiner，eds.，Crisi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Donna Bahry and Brian D.Silver，“Soviet Citizen Participation on the Eva of Democratiza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0，84（3），pp.821-847；Marc Morje Howard，The Weakness of Civil Societ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Cambridge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16]Myron Weiner，“Political Participation：Crisis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in Leomard Binder，James S.Coleman，Joseph LaPalombara，Lucian Pye，Sidney Verba，and Myron Weiner，eds.，Crisi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164.
[17]Huntington，Samuel P.and Joan Nelson，No easy Choice：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7-10.
[18]Steven J.Rosentone and John Mark Hansen，Mobilization，Participation，and Democracy in America，New York：Maxwell Macmillan，1993，pp.23-30，173-174.
[19]本文所谓“政治功效意识”，乃指个人对于自身得以了解、参与政治事务，并获得政治成员响应、影响政治结果的信念。而所谓“社区归属意识”乃指社区成员将自身归附、融化或等同于某地域人群集合的心理状态，参见王邦佐编：《居委会与社区治理：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页。
[20]林尚立：《社区自治中的政党：对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微观考察——以上海社区发展为考察对象》，《中国研究》2002年第8期，第21—35页；王邦佐编：《居委会与社区治理：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页；林尚立：《制度创新与国家成长：中国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116页；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21]Wang，Xu，“Mutual Empowerment of State and Society：Its Nature，Conditions，Mechanisms，and Limits”，Comparative Politics，1999，31（2），pp.231-249；林尚立：《社区自治中的政党：对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微观考察——以上海社区发展为考察对象》，《中国研究》2002年第8期，第21—35页；王邦佐编：《居委会与社区治理：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202、219—221页。
[22]林尚立等：《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页；陈伟东、李雪萍：《社区民主治理的理论假设与案例分析》，朱新民主编：《中国大陆基层民主研究》，远景基金会2004年版，第85—107页；郭定平：《上海治理与民主》，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29—78页；耿曙、陈奕伶：《中国大陆的社区治理与政治转型》，《远景基金会季刊》2007年第1期，第87—121页；Bo Peng，“Democracy，Governance and Party Legitimacy：A Study of Neighborhood in Shanghai”，Paper Presented at“China's Challenges at the Turn of the 21st Century”Conference，Denmark：South Jutland，June 8-10，2001.
[23]左志坚：《上海进行建国后最大规模的基层民主试验》（2006年7月25日），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06-07-25/000410521445.shtml，最后浏览日期：2018年8月20日。
[24]桂勇、崔之余：《行政化进程中的城市居委会体制变迁：对上海市的个案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1—5页；陈伟东、李雪萍：《社区民主治理的理论假设与案例分析》，朱新民主编：《中国大陆基层民主研究》，远景基金会2004年版，第85—107页；卢汉龙：《中国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式》，《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56—65页。
[25]Harry Eckstein，“Case Study and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in Fred I.Greenstein and Nelson W.Polsby eds.，Strategies of Inquiry，Reading，MA：Addison-Wesley，1975，p.85；Harry Eckstein，Regarding Politics：Essays on Political Theory，Stability，and Change，Berkeley & L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p.124；John Gerring，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A Criterial Framework，Cambridge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219-221.
[26]左志坚：《上海进行建国后最大规模的基层民主试验》（2006年7月25日），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06-07-25/000410521445.shtml，最后浏览日期：2018年8月20日；敬乂嘉、刘春荣：《居委会直选与城市基层治理：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直接选举的分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135—136页。
[27]王邦佐编：《居委会与社区治理：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54页；林尚立等：《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9页。
[28]林尚立：《制度创新与国家成长：中国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7—116页。
[29]王邦佐编：《居委会与社区治理：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页。
[30]林尚立等：《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76页。
[31]张红钢：《居民自治因直选而生动》，《社区工作》2005年第7期，第18页。
[32]桂勇：《直接选举：城市社区的社会资本与基层民主》，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com/readnews.asp？newsid={51F0D0AF-B31E-4BC0-AF70-33156ACE7694，最后浏览日期：2006年10月26日。
[33]桂勇、崔之余：《行政化进程中的城市居委会体制变迁：对上海市的个案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1—5页；林尚立等：《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18页。
[34]桂勇：《直接选举：城市社区的社会资本与基层民主》，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com/readnews.asp？newsid={51F0D0AF-B31E-4BC0-AF70-33156ACE7694，最后浏览日期：2006年10月26日。
[35]桂勇：《邻里政治：城市基层的权力操作策略与国家-社会的粘连模式》，《社会》2007年第6期。
[36]黎熙元、童晓频、蒋廉雄：《社区建设——理念、实践与模式比较》，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71页。
[37]陈周旺：《没有效率的制度：居委会直选的政治意义分析》，发表于“居民委员会直选体论研讨会”，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社区研究中心，2004年。
[38]杨敏：《公民参与、群众参与与社区参与》，《社会》2005年第5期，第92页。
[39]在中国城市社区中，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的比较，请参考潘小娟等：《城市基层权力重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315页。
[40]根据林尚立对上海源竹与茂兴两个居委会所进行的调查，赞成选民直接票选居委干部的比例分别为11.5%和10.7%［参见林尚立、马伊里等：《社区组织与居委会建设：上海浦东新区研究报告》，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进一步观察，由桂勇、崔之余对上海市居民的调查显示，委会与居民的关系相当疏离：“许多人对居委会漠不关心，在全体被访者中，36.4%的人表示不了解居委会的工作，25.1%的人不认识居委会主任，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并不把居委会认同于自己的组织，68.9%的人不曾向居委会表达过个人意见与建议，41.0%的居民不曾找过居委会，63.5%的人没有参加过居委会的选举，42.3%的人不知道居委会干部是如何产生的，22.1%的主动找居委会的居民是为了行政性事务。”［参见桂勇、崔之余：《行政化进程中的城市居委会体制变迁：对上海市的个案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5页。］
[41]郑长忠：《在民主与控制之间：基层党组织主导下的居委会“直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1期，第97页。
[42]鲁宁：《期待更多“上海居委会”式直选民主试验田》（2006年8月1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6-08/01/content_4902693.htm，最后浏览日期：2007年4月14日。
[43]Diamond，Larry，“Limited Elec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Local Elections in Taiwan，Hong Kong，and Mainland China：Does Limited Democracy Lead to Democracy？”，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March 5-6，2000，pp.24-25.
[44]Ibid.，pp.16-22.
[45]Steven E.Finkle，“Reciprocal Effects of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fficacy：A Panel Analysi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85，29（2），pp.891-913；“The Effect of Participation on Political Efficacy and Political Support：Evidence from a West German Panel”，Journal of Politics，1987，49（2），pp.441-464.
[46]Tianjian Shi，“Voting and Nonvoting in China：Voting Behavior in Plebiscitary and Limited-Choice Election”，Journal of Politics，1999，61（4），pp.1115-1139.
[47]Kevin J.O'Brian and Lianjiang Li，“Accommodating‘Democracy’in a One-Party State：Introducing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2000，162，pp.465-491.
[48]孙立平：《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发育》，《学海》2001年第4期，第14—23页。
[49]王邦佐编：《居委会与社区治理：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0页。
[50]徐勇：《社区选举强化社区意识》，《上海法治报》，2004年5月18日。
[51]陈怡：《城市基层民主的起点在于选举制度的改革》，《社区》2003年第3期，第24—25页；王刚、汪丽萍：《社区参与简论》，《城市研究》1998年第5期，第53—55页；王小章、冯婷：《城市居民的参与意愿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99—105页。
[52]徐勇：《社区选举强化社区意识》，《上海法治报》，2004年5月18日。
[53]林尚立等：《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8—91页。
[54]本文之后种种描绘与解读，只适用于居委直选的社区。目前仍然实行间接选举的社区，因为毋须特别仰赖行政网络的高效动员，根据作者田野调查所得，本文论证的种种效果未必显著。
[55]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8—89页。
[56]刘嘉薇：《选举作为一种动员——上海市居民委员会选举之探析》，中国大陆基层治理与基层选举研讨会，台北：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2006年。
[57]同上。
[58]所谓“双过半”原则，乃源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九条规定：“居民会议必须有全体18周岁以上的居民、户的代表或者居民小组选举的代表的过半数出席，才能举行。会议的决定，由出席人的过半数通过。”这样的规定，被解读为任何成功的选举，均需全体居民一半以上参加选举，而候选人的当选，也必须要求参加选举的过半数同意，此即所谓“双过半”原则。“双过半”经常造成选务人员极大的压力［参见张红钢：《居民自治因直选而生动》，《社区工作》2005年第7期，第18页］，根据我们实地的调查，选务人员被赋予的政治任务是：必须要在自己所负责的“片”，达成“双过半”的成绩，否则整个“片”必须要重选。此外必须要说明的是“，双过半”只是最低标准，根据作者的访谈，上海相当多的社区提出两个90%的要求：选民登记90%以上、投票比率90%以上［可参见左志坚：《上海进行建国后最大规模的基层民主试验》（2006年7月25日），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06-07-25/000410521445.shtml，最后浏览日期：2018年8月20日］。
[59]雷洁琼：《转型中的城市基层社区组织：北京市基层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李友梅：《基层社区组织的实际生活方式》，《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4期，第15—23页。
[60]陈华森：《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模式研究》，《党史文苑》2004年第8期，第83—84页；徐彬：《论政治动员》，《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1期，第23—24页；杨敏：《公民参与、群众参与与社区参与》，《社会》2005年第5期，第86—89页。
[61]资料来源：访谈案例14。
[62]林尚立：《社区自治中的政党：对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微观考察——以上海社区发展为考察对象》，《中国研究》2002年第8期，第21—35页；Benjamin Read，“Democratizing the Neighborhood？New Private Housing and Home-Owner Self-Organization in Urban China”，China Journal，2003，49，pp.31-59；Luigi Tomba，“Residential Space and Collective Interest Formation in Beijing's Housing Disputes”，China Quarterly，2005，184，pp.943-951.
[63]姚华：《政策执行与行动者的策略：上海居民委员会直接选举过程的个案研究》，上海大学社会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https://www.daowen.com)
[64]桂勇：《邻里政治：城市基层的权力操作策略与国家-社会的粘连模式》，《社会》2007年第6期；杨敏：《公民参与、群众参与与社区参与》，《社会》2005年第5期，第88—89页。
[65]刘嘉薇：《选举作为一种动员——上海市居民委员会选举之探析》，中国大陆基层治理与基层选举研讨会，台北：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2006年。
[66]刘春荣称其为“关键群众”，桂勇称其为“积极分子”，本文则名之为“行政网络”。
[67]吴猛：《发育邻里网络：降低社区直选成本的根本途径》，《社会》2004年第10期，第10—11页。
[68]顾丽梅、谷风：《和谐在党：上海浦东新区潍坊街道创建和谐社区的实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145页。
[69]陈华森：《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模式研究》，《党史文苑》2004年第8期，第83—84页；徐彬：《论政治动员》，《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1期，第23—24页。
[70]Benjamin Read，State，Social Networks and Citizens in China's Urban Neighborhoods，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2003.
[71]刘春荣：《选举动员的框架整合》，《社会》2010年第1期。
[72]桂勇：《邻里政治：城市基层的权力操作策略与国家-社会的粘连模式》，《社会》2007年第6期；刘嘉薇：《选举作为一种动员——上海市居民委员会选举之探析》，中国大陆基层治理与基层选举研讨会，台北：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2006年。
[73]受访时JS居委会干部指出：“很多事情不能由居委会的人去讲，讲了甚至会有反效果。居民反而会想：‘你们说他好，是不是一定要选他？我偏偏就不听，选其他的还更好。’这样会起反作用。但是如果通过楼组长、居民代表、离退党员、还有志愿者讲出来，居民就会听得进去，相信他们的介绍，会觉得这些人好，就会选他。”（访谈日期：2004年2月27日）
[74]资料来源：访谈案例28。
[75]桂勇：《直接选举：城市社区的社会资本与基层民主》，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com/readnews.asp？newsid={51F0D0AF-B31 E-4BC0-AF70-33156ACE7694，最后浏览日期：2006年10月26日；桂勇：《邻里政治：城市基层的权力操作策略与国家-社会的粘连模式》，《社会》2007年第6期。
[76]刘春荣：《选举动员的框架整合》，《社会》2010年第1期；刘嘉薇：《选举作为一种动员——上海市居民委员会选举之探析》，中国大陆基层治理与基层选举研讨会，台北：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2006年。
[77]“楼组长”（或称楼栋长），乃社区各楼栋/门栋的义务服务人员，经常构成居委会工作网络的一环。楼组长的产生，理论上是由居民选举产生，实际上则多由居委会根据日常活动表现所挖掘出来，再经由居民的确认而出任（访谈记录：2006年8月25日）。楼组长的主要功能是作为居委会与社区居民的中介者，负责搜集所属楼道居民的意见与状况，报请居委会协助解决，另一方面，楼组长也负责传递居委会信息给社区居民，成为居民和居委会之间的沟通桥梁［参见Benjamin Read，“Democratizing the Neighborhood？New Private Housing and Home-Owner Self-Organization in Urban China”，China Journal，2003，49，p.57］。
[78]“居民代表”由居民选举产生，与楼组长类似也部分重叠，属社区的义务服务人士，其职责在于监督居委会和决策社区事务。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居民大会或居民代表大会乃社区事务的最高决策单位，居委会则负责实际执行。然而，现实情况是，居民大会或居民代表大会难以发挥决议与监督的功能，而代表前述两会的居民代表，其功能则沦为反映社区居民意见与需要的沟通管道，或作为居委会执行工作的基层动员组织。
[79]管晓玲：《民主结构化的起步：居委会直选调查报告》，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工作论文，2004年。
[80]这类网络乃党政干部所组织（直接操控的是街道党总支的换届选举工作指导小组），是因承担直选而组建（或扩大组建），但在结束选举换届任务后，此类行政网络往往不致崩溃瓦解，反而成为社区内各种政治与非政治性质活动的中坚骨干。因此，根据作者的访谈，凡已经具备直选经验的社区——换言之，历经选举换届的广泛动员——对基层选务干部而言，其再次办理直选的过程，往往轻松简单，应付裕如，其间关键应在此行政网络的构筑。
[81]刘春荣：《选举动员的框架整合》，《社会》2010年第1期。
[82]朱健刚：《城市街区的权力变迁：强国家与强社会模式》，《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4期，第42—53页；桂勇、崔之余：《行政化进程中的城市居委会体制变迁：对上海市的个案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1—5页。
[83]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133页。
[84]同上书，第28、46页。
[85]同上书，第29、44、68页。
[86]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87]同上书，第25—32页。
[88]同上书，第46、54页。
[89]刘春荣：《选举动员的框架整合》，《社会》2010年第1期。
[90]投票结束后的唱票大会开放给所有居民参与，但当天莅会者却都是刚完成选举工作的楼组长、居民代表和志愿者。显示这群参与者相较于一般居民更关心他们的工作成果。同时，主任、副主任候选人（为CL社区居委会选举的实际主导者）为了避嫌则回避到办公室，也未出现在开票现场。
[91]作者的田野调查，由于限制颇多，规模有限，因此无法对群体比例、投票结果等提出精确的数据，也无法对具体数据有效核实，只能就整体的趋势或经常出现的案例进行观察剖析。
[92]洪静：《可控的结果：社区政治精英网络的运作》，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93]居委主任认为邵妈妈“不懂行政程序，不能领会领导意见，把事情办好”，故拒绝提名其参选。
[94]未得到正式提名的候选人，在投票当天可于选票上预留的空白字段填上姓名，并于名字上方的圈选栏中圈选之。一般选民多直接圈选正式名单上的候选人，极少会另外推选，因为即使另外推某人，因其得票数往往不足以当选，结果只是浪费选票。但若存心借投票结果表达抗议，则不在此限。
[95]对此，杨敏的论文分析得最为详尽。她将此类维权、抗议式的参与称为“权益性参与”，典型案例如菜场关闭事件、房屋拆迁事件等。参见《谁参与？为何参与？如何参与？：对城市不同居民阶层参与过程的个案研究》，2006年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第200—218页。
[96]根据一项2003年的田野调查，经过“晓之以理”后能主动参与选举者，大约是上海居民的20%一30%，但必须要“动之以情”，迫其参与的，一般至少有20%左右，其余的居民多居于两者之间［参见洪静：《可控的结果：社区政治精英网络的运作》，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一个有趣的案例来自2003年的北京居委选举，根据当地《人民日报》的报道，当地社区群众对举办选举的“知晓率”达95%，但是之后的“参选率（”投票率）却超过96%［参见王建新：《社区居委会直选：自己的当家人自己选》，《人民日报》，2003年3月31日］。
[97]资料来源：访谈案例24。
[98]资料来源：2006年8月19日访谈记录。
[99]陈周旺：《没有效率的制度：居委会直选的政治意义分析》，居民委员会直选体论研讨会，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社区研究中心，2004年；刘春燕：《直选观察报告：传统-现代双层结构下的居委会直选》，居民委员会直选体论研讨会，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社区研究中心，2004年；桂勇：《直接选举：城市社区的社会资本与基层民主》，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com/readnews.asp？newsid={51F0D0AFB31E-4BC0-AF70-33156ACE7694，最后浏览日期：2006年10月26日；于显洋：《社区选举与民主化进程》，《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第69—75页。
[100]于显洋：《社区选举与民主化进程》，《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第69—75页。
[101]资料来源：访谈案例36。
[102]张红钢：《居民自治因直选而生动》，《社区工作》2005年第7期，第18页。
[103]资料来源：访谈案例10。
[104]桂勇：《直接选举：城市社区的社会资本与基层民主》，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com/readnews.asp？newsid={51F0D0AF-B31E-4BC0-AF70-33156ACE7694，最后浏览日期：2006年10月26日；桂勇：《邻里政治：城市基层的权力操作策略与国家-社会的粘连模式》，《社会》2007年第6期。
[105]徐勇：《社区选举强化社区意识》，《上海法治报》，2004年5月18日。
[106]埃里克森（Erikson）认为族群的自我意识来自群体的凝聚力，这种主观认定的自我有两种型态：一是“客体下的我群（us-hood）”，二是“主体上的我群（we-hood）”。前者指人们借由区别自身族群和所谓他者的不同关系（敌对、对立），来对我群产生忠诚与整合感，如居委会牵头成立的跳舞队、花鼓队等社区文体活动，透过与其他社区队伍的竞争与名次的结果，让参与者产生以社区为荣的心理；而后者的情感融合则是借由集体的共享活动所产生，如社区各项团体活动的参与。参见Thomas Hylland Eriksen，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London：Pluto，1993，p.67。
[107]董卉、胡丽亚：《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方向》，《社会》2000年第2期，第33—34页；刘霁雯：《居民社区归属感初探：对常青花园社区居民的调查》，《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93—95页；桂勇、黄荣贵：《城市社区：共同体还是“互不相关的邻里”》，《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36—42页。
[108]资料来源：2005年7月27日访谈记录。作者亲身参与投票观察发现，当天行政网络成员协助选举动员工作的报酬仅有现金五元，两个面包和一瓶饮料（作为早餐）。其补贴意义大于物质奖励。
[109]洪静：《可控的结果：社区政治精英网络的运作》，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110]杨敏：《公民参与、群众参与与社区参与》，《社会》2005年第5期，第78—95页。
[111]同上。
[112]同上。
[113]王邦佐编：《居委会与社区治理：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0页；杨敏：《公民参与、群众参与与社区参与》，《社会》2005年第5期，第78—95页。
[114]林尚立：《基层组织：执政能力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战略资源》，《理论前沿》2006年第9期，第6页。
[115]洪静：《可控的结果：社区政治精英网络的运作》，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116]杨敏：《公民参与、群众参与与社区参与》，《社会》2005年第5期，第78—95页。
[117]杨敏：《谁参与？为何参与？如何参与？：对城市不同居民阶层参与过程的个案研究》，2006年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第200—218页。
[118]就杨敏观察所得，社区参与的问题在于：居民的社区参与仍限于居民的“福利需求”（分润权益），而非“参与需求”（决策参与），参见杨敏：《公民参与、群众参与与社区参与》，《社会》2005年第5期，第86—87页。也可参考顾丽梅、谷风：《和谐在党：上海浦东新区潍坊街道创建和谐社区的实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6—111页。
[119]徐勇：《社区选举强化社区意识》，《上海法治报》，2004年5月18日。
[120]资料来源：访谈案例28。
[121]赵柏田：《社区人：关于一百二十万人的现场笔记》，宁波出版社2003年版，第35—43、228—231页；桂勇：《城市“社区”是否可能？：关于农村邻里空间与城市邻里空间的比较分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12—18页。
[122]陈伟东：《社区自治：自组织网络与制度设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尤其第26页。
[123]根据林尚立、马伊里等的说法，目前各种社区建设或党建的作为，其根本目的在：“从战略的高度全面构建党的社会基础，从而从根本上保证党在中国社会的领导和执政基础。”参见林尚立、马伊里等：《社区组织与居委会建设：上海浦东新区研究报告》，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124]我们姑且将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居委会的改革方向称为“社区建设”运动。
[125]刘春荣：《中国城市社区选举的想象：从功能阐释到过程分析》，《社会》2005年第1期，第124—129页。
[126]陈伟东：《社区自治：自组织网络与制度设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133页。
[127]潘小娟等：《城市基层权力重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0—265页。
[128]林尚立：《社区自治中的政党：对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微观考察——以上海社区发展为考察对象》，《中国研究》2002年第8期，第26页。
[129]林尚立等：《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朱健刚：《城市街区的权力变迁：强国家与强社会模式》，《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4期，第43页。
[130]桂勇：《城市邻里研究：“国家-社会”范式及一个可能的分析框架》，《复旦社会学论坛第1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96—206页。
[131]顾丽梅、谷风：《和谐在党：上海浦东新区潍坊街道创建和谐社区的实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