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中的积极分子

积极分子在传统的政治社会结构中一直具有重要的地位[33]。1949年后的城市生活中也处处可见积极分子的踪影。不过，就目前城市邻里中的积极分子而言，与曾经存在于历史上的积极分子形象有着很大不同。在过去，与国家利用动员手段强行驱动社会这一事实紧密相连的是积极分子的“压迫式形象”。芮杰明指出，研究1949年后中国的文献集中于积极分子所造成的社会分裂，而不是社会团结；在这些文献中，积极分子被视为恶毒的人物，他们拼命巴结上级以获得个人利益[34]。正如傅高义（Ezra Vogel）所分析的，国家渗透到人际关系之中，破坏了人际联系的纽带[35]。但是，在今天的城市基层中，我们所见到的并不是积极分子与一般群众的分裂，恰恰相反，只有借助于积极分子与居委会以及一般居民之间的良好人际关系，国家才有可能渗透到社会的最底层。因此，国家利用动员手段对社会进行强行驱动这一现象也很难再现，因为很难想象积极分子与居委会和一般居民之间的良好关系能与国家违反社会意愿的行动同时并存。

以人情与面子为基础的非正式权力操作策略是以积极分子的存在为基础的。在城市邻里间，一般都存在着一批被研究者称为“社区精英”的积极分子。这批人与国家、社会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们的行为模式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基层的“面貌”。

由于居委会干部人数一般不多，居委会要对居民进行动员或者要推动某项工作，在大多数时候必须借助于积极分子的帮助。这些积极分子会在居委会的要求下承担一些工作，如协助居委会传播或收集相关信息，利用自己与其他居民的关系动员其他居民支持居委会的工作，有时甚至是自己直接为居委会工作。在这种运作模式中，人情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居委会对积极分子没有任何正式的约束手段，而积极分子对一般居民也没有任何正式的约束手段；积极分子是否愿意为居委会承担工作，一般居民是否愿意听从积极分子的号召，这都取决于存在于居委会与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与一般居民之间的人情关系，取决于被要求的一方是否给提要求的一方“面子”。(https://www.daowen.com)

那么，城市邻里中的积极分子是些什么人？维系他们的积极性的动力机制是什么？他们在邻里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承担了什么功能？对这些问题，笔者将在下面作一简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