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结构解释

历史-结构解释或称“托克维尔模型”，其基本立场是在社会内部和历史上寻求社会资本的塑造力量，认为社会资本产生于市民社会组织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这些组织被认为是推动公民之间合作的关键机制，并且提供了培养信任的框架[5]。从这个角度看，表现为市民间社会关系的社会资本，或所谓的“公民社区（civic community）”乃是由历史上的自愿组织传统、家庭生活方式、社区特征所决定的。根据帕特南的论述，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是经由人们间长期的“横向社团网络”的历史而形成的一种习惯，包括商业的和公民的活动[6]。福山（Francis Fukuyama）则注意到，社会资本经常是由科层化的权威资源产生的，它依靠规范和对权威的遵从；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如佛教、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者其他大的文化体系如儒教等都是如此。这些规范能够通过社会化过程一代代地传下去，这样的社会化过程所包含的更多是习惯而不是理性因素。除了宗教以外，共享的历史经验也能够产生非正式规范并创造社会资本。[7]

在强调文化、历史经验在社会资本演进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这个阵营的学者们还讨论了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可以更好地增进社会资本，或者说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引发什么样的社会资本。家庭和亲属关系（kinship ties）经常被认为是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的基础[8]。温特强调家庭生活和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一方面，稳定的家庭生活能够推动人们的自我认识和信任，从而催生了市民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那种具有狭隘家庭主义（familism）特征的家庭生活，总是把家庭和血亲联系凌驾于社会义务之上，市民社会中社会资本存量因此遭到稀释[9]。类似地，帕特南也把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归咎于衍生家族（extended families）的解体、社会原子化（atomization）和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ies）的兴起[10]。在帕特南看来，家庭结构的变化具有决定性的效应，这种效应还具体地体现为某种代际差异：在美国社会，那些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人是最具有高度参与精神和社会资本的一代，而后的公民性则不然。那些二战之后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对公共组织尤其有一种幻灭感，并倾向于采取一种注重隐私的生活方式，再之后的一代人更是如此。在这个过程中，电视机的普及以及消极式娱乐（passive entertainment）的盛行也是解释公共生活衰败的另一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