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经济、社会改革的展开，政治制度也不断适应与创新，因而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其中尤以其民主前景问题引发广泛的争议与热烈的讨论[1]，各种涉及中国大陆民主化途径的探讨也因此应运而生[2]。由于在所有民主体制当中，定期选举均属不可或缺[3]，其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也扮演着尤为关键的角色[4]，中国大陆近年逐步推广城乡基层选举，自然也成为备受海内外瞩目的焦点[5]。

早在1988年，中国大陆便在农村推动基层选举[6]，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降，基层民主由农村向城市渐次扩散。1998年基层选举在城市社区首度出现[7]，代表大陆的基层民主又步入一个新阶段[8]。2005年10月国务院出台的《中国的民主建设》白皮书中，便特别凸显所谓“城市社区民主政治建设”的意义，将其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并列。2006年春夏之交，上海市更展开号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基层居民委员会直接选举”[9]。

但进一步观察发现，中国大陆的城市基层选举，虽具备“差额选举”与“秘密投票”等特征，却在“国家主导”和“国家动员”下完成[10]。究其源起，则前述居委选举之所以顺利推展，主要来自对社区治理的迫切需求，目的在重整涣散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重拾国家对城市社会的控管能力[11]。透过居民直选居委会，政府不但得以甄拔基层政治精英，强化基层治理能力，更可以借此代表民意，强化其管控的正当性[12]。就此而言，每每超过90%投票率的城市基层选举，不啻为国家动员体系的又一次操练、国家能力另一种形态的伸展[13]。

但是否动员式的选举参与不具备理论意义上的民主意涵呢？根据西方政治参与理论，所谓“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指行为者在自愿情况下参与政治活动[14]。因此，威权政体下的动员式参与，便与上述“参与”本质不同[15]，如韦纳（Weiner）便认为：“强制性动员”和“支持性参与”由于无法显现出公民在参与过程中有所选择的能力，因此无法与“自愿性参与”相提并论[16]。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此种划分过于狭隘，无法用以解读政治参与的潜在意义与可能发展。例如，亨廷顿和尼尔森（Huntington & Nelson）便发现，对许多开发中国家而言，政治参与的起步，往往透过命令，掺杂利益，并辅以组织的“动员式参与”，但之后仍可能逐步转化为积极主动涉入、展现公民意识的参与行为[17]。此外，罗森斯通和汉森（Rosenstone & Hansen）研究美国政党动员时发现，即便政治参与常须透过人际动员，参与本身仍能重塑选民的政治认知、改变公民对政党、候选人、选举活动等的政治功效意识、并强化其公民责任感[18]。(https://www.daowen.com)

那么，尽管中国大陆的城市基层选举不脱其国家动员的本色，是否也能产生部分政治影响，为逐步迈向参与、多元的体制奠基？此即本研究的目的。作者希望透过相关文献与实地调查，自上海2003年、2006年两次居委会换届的动员过程入手，观察中国大陆城市基层动员式参与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尤其聚焦于此类参与模式，是否足以提升社区居民的“政治功效意识（political efficacy）”与“成员社区意识（community consciousness）”[19]。一方面，透过对政治功效意识的观察，本研究将可以澄清动员式参与能否发挥“政治赋权（political empowerment）”的效果，强化选民对政治权利的认知、激发选民对政治参与的自觉，为日后主动、积极的政治参与扎根[20]？另一方面，经由对成员社区意识的分析，本研究将可解读动员式参与能否激发居民社区归属感，提升居民对社区事务的投入与关注，为日后有力的公民社区、合理的国家-社区互动关系，奠定厚实的基础[21]。

本研究以上海为研究基地。因为上海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却也是国家能力与行政导向最为凸显的案例[22]，即便其基层选举扩张最迅速——上海从2003年20%的直选率迅速扩大到2006年55%的直选率[23]，但其居委职能的行政化倾向、居委选举的国家主导，一向为学者所熟知[24]。因此，探究“动员式选举”可能带来的正面变化，上海或能扮演一个“关键案例（critical case）”[25]的角色。至于具体研究历程，本文作者首先于2004年进行上海个案的期前调查（pilot study），并于2005年仲夏再赴上海，接续进行城市基层选举研究，一方面广搜2003年居委换届的有关资料，另一方面则布局人际网络，试探2006年选举的研究机会，后终在换届选举过程中，借相关学者之助，进入社区展开深入观察。本研究即通过研究者的实际参与，探索社区居民的政治态度、功效意识和社区意识，以解读动员参与所带来的政治效果，是否有助积累民主体制发展的潜力。

本文之后的论述将分为四个部分。第二节将检阅有关居委选举的相关文献，突出其对于选举可能影响的不同评估，并借由双方阵营的争论，带出本文的问题意识与研究焦点。第三节为经验研究的呈现，将系统说明城市基层选举如何发展出动员式的参与？以及如何因为动员层级的不同，导致社区居民不同的参与模式。第四节则透过田野观察与访谈数据，就“政治功效意识”和“居民社区意识”，分别分析居委直选对社区居民参与态度所产生的影响。第五节的结论部分，则将三、四两节的研究发现，进一步纳入“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探讨中国大陆城市基层选举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