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不同面相的国家

对于侵害社区利益的类似事件，在西方多以社区集体行动抗议污染方的形式出现，其解决的途径也是多方面的，除了可以诉诸政府的支持，媒体或是针对各类问题成立的全国性非政府组织是更常见的求助对象[46]。但是在中国，依靠政府的力量却几乎是唯一切实可行的途径。这既是因为政府在裁决社会团体之间矛盾中所具有天然权威形象，更是因为在中国其他解决途径发育不健全——社会团体在独立性和行动力方面的有限性决定了它们在诸多事务中的从属地位[47]。这也是为什么目前中国城市商品房小区针对开发商等企业的“维权”行动往往转变为如何有效说服、动员政府干预，甚至抗议政府的集体行动的重要原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芳雅家园反污染过程中业主与政府的关系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开始阶段，实体性的政府（政府部门）是被处于弱势地位的业主“请来”作为己方权益的保护者和实现公平的裁判者，被他们作为反抗的武器和行动资源。但随着一些地方政府行为的不力，它本身变成了业主抗议和起诉对象，从己方变成他方。业主们转而以法律、制度、意识形态、国家意志和国家形象等形式所表达的“抽象的国家”作为武器和行动资源，对部分实体性的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小区业主们敏锐地抓住了“基层社会稳定”这个国家最关心的问题，极力塑造了一个备受污染困扰而又颇具行动力的小区业主的形象来对有关部门施加压力；巧妙地把握了奥运期间国际形象的重要性和环境问题的敏感性，因而大谈特谈“绿色奥运”和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甚至熟练地利用政府层级之间的分化，不仅将问题反映到了直接相关的环保局，还将抗议信寄至北京市政府、政协、人大，乃至北京奥组委，希望能够借助这些具有更大行政能力的国家部门干预此事。(https://www.daowen.com)

业主的这些行动都说明，在商品房小区的治理中，国家不仅没有被拒斥，反而被频频引入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乃至成为核心角色。这种介入既是我国基层社会团体网络自身发展不健全的必然要求，也说明了商品房小区的自治绝对不是一个闭门造车就能够成功的乌托邦，嵌入到各种社会关系中的现实决定了小区自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必须依靠政府的扶持才能有效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