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资本的后果”是社会资本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除了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如个人社会网络）后果外，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的社会后果也是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蕴藏于社区这种地方性共同体中的社会资本的作用，得到了帕特南等西方研究者的特别重视，在相关研究中，集体行动、地方民主等都被认为深受集体性社会资本的影响[1]。社会资本对人们的地方性公共参与的影响也是研究的议题之一，它的高低与质量决定着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质量与解决公共问题的效率，因为个人行为除了受个体特征的影响之外，也受到社区环境的影响。换言之，蕴藏于社区中的集体性社会资本制约着人们的行动选择，促使人们采取一些公共型的社区参与行动，更多地与社区联系起来。例如，一项对意大利、美国、伊朗三个国家的比较研究显示，社区归属感与社区参与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2]。此外，结构性社会资本（参与社团）还有助于提高公民参与水平[3]。

中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中国特定的制度与文化背景下，社会资本在社区中的作用也得到了研究者的注意。就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的影响而言，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前者对后者有着正面的促进作用。例如，社会资本有助于促进社区参与，而社区资本的缺失是导致社区参与水平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4]。社区认同感对社区参与存在着影响，人们对社区的认同感越强烈，对小区活动参与的积极性也越高[5]。对深圳三个村改居的社区的一项经验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网络、信任、互动和规范）对社区参与（选举参与、利益表达）具有较强的解释力[6]。黎熙元与陈福平的研究则从反面论证了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的积极作用，他们的研究表明，随着城市化程度和人口流动性的提高，居民的社会支持网逐渐从社区内转移到社区外，导致了居民的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减弱[7]。

总体而言，现有的诸多研究倾向于认为，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具有正向的影响。但是，这一观点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城市社区中的一些问题。例如，如果社会资本会带来更高的社区参与水平的话，那也会提高整个社区采取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但是，在被外界认为具有较高社会资本水平的一些社区中集体行动反而不是很常见。又如，在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干部的直接选举中，大量社区中居民的投票率都在80%、90%以上，呈现出很高的参与水平，但是这些社区的社会资本水平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https://www.daowen.com)

可见，实际情况也许比现有文献所描述的更为复杂。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的影响绝非单纯的正向影响。集体性社会资本是个多维度的概念，而社区参与也可以被用于描述多种不同类型的地方性公共参与行动。考虑到这一因素，并非任何类型的社会资本对任何类型的地方性公共参与都具有积极的影响。例如，陈捷与卢春龙的研究指出，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对城市基层治理的影响存在着差异，包容性的社会信任与开放性的社会网络对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治理产生了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局限性的人际信任与封闭性的社会网络对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治理产生了显著的负面性作用[8]。杨敏的研究指出，社区参与存在福利性参与、志愿性参与、娱乐性参与和权益性参与等多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参与主体由不同群体构成，不同类型的参与的动机也各不相同[9]。这提示我们，不同的社会资本对不同类型的社区参与的效应可能是不同的。因此，关于在中国情境下集体性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的具体影响机制，还需要展开更为精细的研究。

基于这一认识，本研究以下将分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是总体研究思路，结合中国城市社区的实际情况，给出一个描述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关系的类型化的解释框架；第二部分是数据、测量与方法部分，简要介绍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第三部分是对多层次logistic回归模型数据分析结果的描述；第四部分是简要的结论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