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形态转型与政党角色
“社区”是一个外延弹性很大的概念。本文研究的社区主要以上海城市的社区为对象。在上海，社区建设和发展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在作为区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所辖社区层面；一是作为基层群众自治活动空间的社区层面。从理论上讲，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社区：前者是行政性社区，后者是自治性社区；前者主要依行政管理的需要和相应的行政区划而形成，后者主要依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需要而形成。依据现代社区理论，后者才是比较准确意义上的社区。但是，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与行政架构下，这两个层面的社区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相互之间有很高的依存度。因此，不能将它们相互割裂开来研究。在这种认识前提下，本文主要以居委会活动层面的社区为考察和研究对象。因而，所谓的社区形态转换，在很大程度上就集中在居委会过渡区的形态转化上。
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在这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最初的城市社区形态就是里弄，它是由移民聚居而形成。在这种社区的发展过程中，里弄自治的倾向与城市政府试图把里弄纳入城市社会管理系统的倾向同时存在，但从整体上看，后一种倾向占据上风[2]。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讲，上海的社区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特性：自治性和行政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普遍建立的居民委员会，就是在这样的社区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应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上海社区的建设和发展，依然比较尊重社区本身原有的双重特性。由于建立的是新国家、新社会，所以，这种尊重是以对社区进行全面改造为基础的：就社区的自治性来说，用党领导下的有组织、有制度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代替了社区原有的各种自治性的利益组织，为此，在解放初的居委会建设过程中，政府强调“对旧的里弄组织要有步骤有领导地一律加以坚决打碎，因这些旧组织不会为里弄居民谋福利，而是为维持自己特殊利益和特殊地位而组织的，所以派款、站岗、贪污等一连串的问题就出来了”。在这个政策下，如客房联谊会、儿童福利会等这些居民组织被取消[3]。就社区的行政性来说，就是废除国民党时期建立的保甲制度，在原有的社区基础上，形成新的管理集体制，即街区制。在这个新的体制中，里弄建立居委会，政府建立街道办事处，负责指导居民区的组织和管理工作。与解放前的社区相比，解放后上海社区所保持的双重特性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体现在其自治性和行政性的实现主体和价值取向完全不同解放前，而且体现在这双重特性都围绕着一个轴心展开，即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而，在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中，为了实现对新社会的有效治理，党对社会进行了全面的重新整合。在整合中，党成为社区的主导力量，其实现方式有两种：一是作为群众自治的主体主导社区；二是作为执政的主体主导社区。在党全面掌握国家权力的体制下，这种主导很容易导致社区行政化，但是，如果社区内在制度健全，自我发育正常，这种倾向还是能够得到一定程度克服的。然而，在制度资源贫乏、现代化步履维艰、政治动员日益增强的大趋势下，不但不存在克服社区行政化的力量，相反，党的全面集权所形成的一元化领导，使社区完全纳入党和政府的领导和组织系统，使社区完全行政化、政治化、直接成为党和政府在基层社会的触角和控制点。相应地，社区应有的自治性完全丧失，成为一个行政化的社区，承担的最重要功能是社会控制和政治动员。在这其中，只存在党与政府的权力。
改革开放后，上海社区形态开始转型，前后经历了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时期，上海社区虽然还没有脱出行政化社区的色彩，但其内在的功能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社区的政治动员功能急剧下降，与此同时，社区生产性和服务性功能日益加强，具体体现在街道经济中社区综合服务体系的发展上[4]。在这种变化中，社区日益成为政府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社会转型问题以及政府稳定社会的重要力量。然而，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社区服务主要是通过社区自我组织的生产来完成的，因而，随着社会服务功能的增强，社区形态出现了一种新的变异，即向生产性的经济体转变，居委会成为社区中组织和经营生产性的组织[5]。社区形态转型的第二个过程就是在这种变异基础上出现的，其动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在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随着原先由政府直接管理的事务逐渐交给市场、转入社区，社区的组织和管理对政府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为此，政府需要恢复和增强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的职能和能力。这种需要，使得政府一方面要加大对社区建设的投入，使社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财政上“自给自救”的困境；另一方面增强社区承担政府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能力，为此，强调社区建设和发展必须进行一定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增强社区的自治能力。虽然在这种需要中，社区依然是作为政府管理社会的一个重要机制来建设，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日益催发社区自主性的趋势作用下，这种需要客观上促进了上海社区形态的转型。
因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上海的社区开始从行政化的社区向社会化的社区转化。这种转化最本质的标志有二：一是政府虽然依然把社区作为政府管理社会的重要机制建设，但是居民的意见和参与在社区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社区自主管理和自我发展的基础在逐渐增强；二是解放后被全面消除的社区组织重新获得发展，如各种拳操队、爱好者协会等。其中完全以私人产权利益为出发点的业主委员会的发展最为强劲[6]。社区形态的变化，一方面直接挑战传统的社区组织体系和运作方式；另一方面直接挑战作为社区主导力量的社区党的组织。虽然社区形态的转化目前还是初步的，但是其内在趋势对党在社区中的地位和作用所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十分深刻的：即在行政直接控制有所减弱，而社会力量日益增强的社区，党如何通过自身的组织力量来主导和整合社区的建设和发展。这个问题要求党在变化了的社区必须给自己进行新的角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