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及其起源的理论

社会科学家们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和测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1]。但是，这种争论或许存在着一个底线或共识，那就是承认人们在互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是一种重要的行动资源。如同科尔曼和布迪厄所指出的：“社会资本”是一种镶嵌于个体间关系之中的行动资源，而这种资源对公共物品的提供和集体行动的困境提供了一种解决路径[2]。

我们对社会资本的理解建立在帕特南的观点之上。帕特南将社会资本视为组织或社区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3]。这个定义包含了结构的（structural）和认知的（cognitive）两种相互联系的向度：结构的社会资本包括客观上既定的角色、社会网络和制度、规章等；认知的社会资本则是指成员间主观上共享的规范、价值、信任、态度和信念等[4]。结构层面的社会资本促进了交往，也培育了互惠的规范，而认知层面的社会资本使人们产生共同的期望，更有效地约束投机，解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这两个方面也是邻里社会资本的基本构成。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从社区组织化程度、社会关系网络、治理合作等方面来测知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这样一种功能主义的界定契合了科尔曼的问题意识，也即把社会资本看成是那些能够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的社会资源。在此基础上，我们用“邻里社会资本”来描述一种邻里居民间的人际关系网络和社会信任，这种网络和信任有助于将居民个体融入社区，形成一种地方公共问题的治理力量，从而增进社区的集体福利。(https://www.daowen.com)

进而言之，邻里社会资本形成的过程是一个居民间信任与规范的演进以及居民间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过程，这种过程推进了社区的合作治理能力。关于这些过程的解释逻辑，举其要端，有几种主要的理论观点，它包括历史-结构解释、社会关系网络解释，以及晚近的制度转向研究。在本文中，我们在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把社会资本和国家政策介入（policy initiative）结合起来，提出关于中国都市社会中邻里社会资本生成的新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