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生成的制度分析

历史-结构解释从托克维尔的市民社会理论那里汲取了很多理论的想象，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社会中的自愿组织一旦形成之后如何推动社会中信任关系的进一步增生。不过，这个解释方案乃是以市民社会组织的长期存在为当然前提的，它不能有效说明那些历史文化资源匮乏的社区居民间社会信任关系的演进。正如怀特利所观察到的，托克维尔模型对社会资本生成的解释力是有限的，它不能有力地说明社会资本何以在非合作的社会状态下出现[17]。更有批评者指出，认为人们对社会基本组织的参与就可以创造社会资本，这显然是似是而非、循环论证的，因为它没有根本解决原始的社会资本从何而来的问题[18]。

社会网络分析把社会资本的起源追溯到个体所拥有的网络资源，考察了个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以及个体所拥有的信息的后果。但是，对于许多新兴的封闭居住区（gated community）来说，这些观点也有内在局限性[19]。一个典型的封闭居住邻里，其“地理范围是被围墙和篱笆决定的，而不是复杂的社会交往网络。这些新的人类社区被添加了静态的设计，人们希望这种设计能够产生生活方式的预期，但是它却缺少社会变化的历史，以及基于特定历史性的经历和原因形成的文化的、经济的以及种族或者族群的特色”[20]。在根本上，这样的居住形态把人们集中到“作为产品设计和创造的简单的社会地带”，而这些地带是地产开发商为满足消费需求而制造出来的。

因此，在封闭社区的邻里场景中，有必要另辟蹊径，重新思考社会资本的生成模式。在我们看来，在那些缺乏结社传统的基层社会中，影响居民间信任关系的外在因素可能更为根本，这些因素包括国家介入所提供的组织资源及其制度化程度。正如威廉·马隆尼（William Maloney）等人对英国伯明翰地方治理的研究所发现的，地方治理的制度安排深刻地影响着社会资本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伯明翰，其公民活力得以蓬勃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正是该市的市政委员会。这一组织在族群关系上的开放转向，不仅影响了不同组织本身和政治精英的联系渠道，而且也影响了市民组织内部的社会资本。概言之，“有意的、自上而下的主动性，可以对社会资本的增生产生积极的影响”[21]。这表明，一个社会领域中的人际信任关系与行动者所拥有的制度资源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而后者总是深受国家介入方式的影响。

本文把国家视为社会资本的一个独立影响变量，并考察这种力量的变化何以推动或者妨碍社会关系网络的演进。在中国城市社区，把邻里间横向的社会信任关系归因于国家介入模式，尤其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立论取向。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倾向于对社会进行包容或者统合，以免社会内部出现有组织的利益自我聚集，从而危害国家的合法性建构[22]。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倾向于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介入社会肌体，并且替代性地提供组织资源[23]。至少在理论上，这些组织资源可能成为居民社会交往的重要来源，在那些新兴的私有房屋产权封闭住宅区中尤其如此。(https://www.daowen.com)

在缺乏公民结社传统的社会空间中，信任和互惠关系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制度空间和组织资源。不过，并非所有的组织资源都能有效地塑造居民在邻里生活中的信任关系。在经验中，国家介入所提供的社区组织资源在制度化模式上是不同的。具体地看，组织资源的配置可以是集中的（concentrated），也可以是散布的（diffused）。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可以把集中的社区组织资源称为行政化介入，而把散布的社区组织资源称为社会化介入。行政化介入，在邻里社会中导致了一种独特的组织资源结构关系，这种关系的特征是强调单个组织的管理力量和纵向的行政联系，以便基层的公共事务得以在更大尺度的行政网络中进行治理。由此这样的“行政联系”建构了纵向一体化的邻里政治过程，在这种制度渠道中，居民不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建立横向的沟通和互信关系。社会化的社区政策代表着对组织资源的另一种配置模式，提供了一个分散的在地政治空间，在此之中，平铺的组织资源扩展了居民交往的机会结构，并且激励着横向互惠关系的增生。散布的组织资源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们具有工具性，可以消减行动者自组织的成本，同时它们本身即是行动者的一种关系资源。

根据这些推理，本文的命题可以表述为：国家介入的差异性将影响社区居民的社会交往方式和范围，从而影响其社会资本的建构。在行政化介入的制度背景下，社区互动呈现出某种单向向上归拢的特征，居民间建立横向社会关系的动机和机会不大；相反，在社会化的、组织资源分散的状态下，居民间发展横向社会关系网络的机会就比较大；松散、灵活的协商组织更容易被居民所使用，成为个人之间互信、互惠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