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渠道的节制
国家对于能够“建构事实”的媒体的掌控，让居民对风险不致产生恐慌，对国家心存信赖，是消弭社会自力救济、自发参与的第一重机制。但居民即使能发起自主的集体行动，仍然受制于以下“制度约束”：邻里网络的松散、居委会-邻里网络的隔绝、居委会网络的吸纳，以及居委会网络的排斥等，即在“截阻”和“疏通”之下、“国家”之外参与不易，“国家”之内渠道畅通。居民的社会参与或者因对国家的信任而服从国家的安排，或者进入国家所架构的渠道中。这种制度上的建构是社区“强国家-弱社会”的另一种关键机制。
1.邻里网络松散
社区居民的自发行动往往需要依托居民既有的社会网络，但是在经济体制的市场转型、政权主导的“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居民的邻里网络不断弱化，城市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存量偏低。根据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观点，社区内各种合作或集体行动有赖成员间的相互信任，而这种人际信任是由长期的横向网络联系所形成[87]；如果居民之间缺乏互动，邻里间社会资本存量过低，就无法培养信任关系，难以形成合作机制[88]。尤其在城市化过程和住房体制改革后，传统邻里关系被破坏后，城市居民的各项需求主要依靠市场满足，活动场域大多在社区之外，社区不再是所谓的“公共活动的空间”[89]。可见，邻里间往来互动日渐减少、邻里关系的重要性日渐下降，城市社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活共同体”，而更接近于“互不相关的邻里”[90]。
2.行政-邻里网络隔绝
在西方社会，城市社区居民会因利益取向、公共参与、邻里互动和情感归属等方面的差异，出现社区内部分化。在中国，由于国家主导“社区建设”，居委会成为国家在小区中的代表，在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理上一枝独秀，社区空间逐渐形成以居委会为中心的圈内和圈外两大阵营[91]。社区“抗非”的“二元结构”，即居委会干部（块长）与以楼组长为核心的“社区行政网络”和游离“抗非”行动之外的普通居民，形成各行其是的格局。但这样的格局只是日常社区治理网络的延续。据笔者调查，上海社区基层治理结构中，“行政网络”与“邻里网络”本来就相对疏离，尤其以新式商品房更为明显，一般居民与社区居委会互动较少。正如某居民所言：“很多居民都不知道居委会干部是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感觉居委会与自己没多大关系，居委会干部不能随便能敲居民家的门，这样会引起居民的反感。”[92]即使接触也多基于上级交办事务（如必要的选举换届工作），很少往来沟通。但另一方面，“居委会干部-积极分子”间则互动频繁，且居委会干部有意识地与积极分子联络感情，平日就不断进行各种交流与动员。换言之，邻里与行政网络，一个松散，一个紧密，但双方大体隔绝，缺乏交叉往来。“居委会干部-积极分子”间的社区网络，虽是联结国家机关与邻里社会的有力纽带，但却趋于单向封闭，无助交叉、融入居民邻里间的横向网络，也无法构筑出纵横交错的信任与合作关系[93]。
3.行政网络吸纳(https://www.daowen.com)
接受街道布置的“抗非”工作后，社区便以居委会干部为核心，动员社区积极分子，协助居委会“抗非”。他们或出于彼此的人情关系，或出于社区服务的责任所在，受到动员的积极分子，之后几乎都参加了“抗非”的队伍。换言之，面对危机应对需要，国家强化街道与居委会的“命令-服从”体系，借助居委会的动员，将居民中的积极分子紧密团结到社区“行政网络”中，并外扩大通过“行政网络”吸纳了部分居民。
根据访谈，多数社区居民平日对社区事务极其淡漠、从未积极参与活动，但面对“非典”的风险，他们多能及时将可疑信息向行政体系报送，忠实地承担起监督举报的功能，成为国家“全民相互监督和举报”体系的一环[94]和“抗非”体系中最外圈的“沉默的大多数”。从这个角度看，国家成功的借由非典这样的突发性事件，将居民的“小我”吸纳包容进“社区-国家”这个“大我”，扩大并强化了国家统治的合法基础。
4.行政网络排斥
体制外的各种社区组织，本来就生存于一个比较模糊的空间中，一旦社会情势比较紧张，这些组织有可能会被视为社会稳定的威胁[95]。对此，一位居民委婉地说：“居民自己组织（‘抗非’），可能会制造额外的麻烦，居民大概不太愿意这样做。”[96]虑及非常时期下“额外麻烦”的可能，居民就算有所表现，大概也会避免有组织的活动。处于类似的情境下，居民即使要伸张利益诉求，也可能偏好“去组织化”的行动策略，以便避免不必要的疑虑[97]。
综上所述，上海社区在“非典”时期表现出的“强国家-弱社会”格局，主要通过上述“建构渠道的调控”与“参与渠道的节制”两者所共同构筑的。当居民尚处于认知疫情风险，评价回应手段的阶段时，国家主导的“媒体建构”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淡化危机的风险，避免社会恐慌；另一方面则彰显应对危机的成效，建构民众对国家的信赖，维护国家的强势地位。居民或因为邻里网路的松散、或因为行政-邻里网路的隔绝、或基于行政网路的吸纳、或基于行政网路的排斥，畅通了体制内、压抑了体制外的各种组织参与，将居民的参与引导向国家布置的集体努力当中。一旦这样的“防堵-疏导”运作有成，国家在危机中的凝聚力与合法性，又再次得到了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