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城市基层社会在邻里中的“粘连”

强调国家对邻里的渗透的第二种观点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的确，在很多场合下党-国家以各种形式重申自己在城市邻里中的存在，但这并不说明国家像过去一样拥有对邻里的强大动员控制能力。我们必须仔细考虑这种行政渗透与国家的“在场”到底意味着什么。即使是第二种观点的支持者也承认，在某些场合下行政体系向基层的渗透与国家对邻里的控制力量仍然存在着很大局限，有时甚至给城市基层独立于国家的社会空间的形成以及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提供了机会[21]。对作为都市行政体系“神经末梢”的居委会的行政能力的分析，朱健刚作出了社区行政建设中“强国家、强社会”的态势之判断。即使我们可以把准行政化的居委会视为国家在邻里中的代理人，但实际上居委会组织在邻里中所扮演的角色更接近于“行政服务提供者”，而不是“政治控制代理人”。当居委会力图使邻里生活表面上好像仍然服从于国家的控制，居民的行动也听从“上面”的摆布时，这仅仅是居委会干部的一种操作策略，并不意味着居委会在强迫居民真正服从国家。[22]正如朱健刚所指出的，20世纪90年代政府的群众运动已经与改革以前的群众运动完全不同了，因为它本身是在生活的常态中进行的[23]。可以想象，一旦脱离生活的常态，这种运动与动员本身将难以维续。那么，其中秘密何在？目前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何以在表面上还能维持像过去那样的面貌？笔者个人的理解是，国家对基层的控制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笔者称之为“粘连”的模式，即表面上国家仍然与城市基层社会紧密地吻合在一起，但实际上这种吻合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它不再具有过去国家对城市基层社会的强大驱动能力。

这种粘连模式比较接近于第一种观点，不过与第一种观点相比又略有不同。认为“国家仍在有效地驱动着基层社会”或“基层社会可以完全无视于国家的存在”都是对目前城市邻里的误读。国家有时也能推动基层社会的民众作出某种符合国家意图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在有效地“控制社会”；同样，国家从很多场域撤退了，但这也不意味着国家对基层社会的诸类行动者毫无影响。在目前的情况下，国家无法彻底“控制”基层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从民间的视野中完全消失，它仍旧存在于互动的框架之中，仍作为基层社会行动者的互动对象而存在，必须给予象征性的认可。在基层社会行动者的行动决策中，无论国家在场与不在场，在大量情况下都必须考虑到国家这一对手的存在。就像市场中的竞争一样，即使竞争对手毫无反应，一个行动者也必须仔细地斟酌对手可能采取的相应策略。

国家与社会的粘连模式与处于城市基层的居民委员会组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国家与城市基层社会的真正结合部，在邻里中具有国家代理人色彩的居委会一级是最为重要的中介层与缓冲层，它承担着对上“化解”、对下“驱动运作”的双重功能。这一中介层把来自上面的指令、政策转化为基层社会可以接受、可以理解的话语与表达形式，并使之纳入基层社会日常运作的基本逻辑之中，从而消解掉这些本来可能打破基层社会的外部力量。在把来自“上面”的话语、指令、意图和目的转换为可以具体操作的应对性行为的同时，这一层面还给“下面”的各种反应、表述赋予符合上面意图的色彩，以使“上面”可以对“下面”得出政治上正确的解读与评估。这样，“国家”与“社会”表面上和谐共处，矛盾、冲突不至于在日常的运作中爆发出来（除非是损及社会利益的具体事件）。这实际上使国家与社会在这一层面上达到妥协，两张各自分割的“皮”由此可以在现有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架构内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彼此赋予对方象征性认可。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国家在转型过程中仍保持着对基层社会的强大控制动员能力，但实际上这种动员只是一种虚假的动员，只是被赋予象征意义的动员。这样，三类目标各不相同的行动者——居民、居委会以及“上面”——在邻里中达成了妥协，彼此相安无事，或者说形成一种微妙的胶着局面。也许有的行动者对此不太满意，但目前的局面是各方都能接受的，各方都部分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见图1）。可见，在国家与城市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目前呈现了一幅独特的景象，既不是过去的国家强行驱动社会，也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国家控制力的彻底瓦解[24]。

图1　城市邻里中国家与社会的“粘连”结构

如果上述观点成立，我们必须回答在逻辑上紧密相连的两个问题。

第一，在二十多年来的经济社会变迁中，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力都有所下降。那国家为什么对邻里仍具有一定的动员控制能力，而这种动员控制能力又具有很大局限？对此，笔者的回答是，尽管社会转型带来了国家所能利用的资源与手段的急剧下降，但城市邻里中的国家代理人却巧妙地借助于本土性文化资源，在实际操作中采取了一种具有非制度化、非正式色彩的权力策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向邻里的有效渗透。当然，也正因为资源匮乏条件下这种权力操作策略的非制度化、非正式色彩，人情、面子因素的介入等，“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了。

第二，具有非制度化、非正式色彩的权力操作策略为什么能够存在？笔者认为，这种权力操作策略的存在有其相应的社会基础，这包括邻里中特定的社会结构（积极分子群体、居委会—楼组—居民的三级体系），以及相应的动力机制（互惠性交换、对社会交往的心理需求以及人情与面子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性文化资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