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消极
与街道的工作布置、居委会的遵命履行和积极分子的从旁协助相较，居民虽然对疫情惶恐不安，但表现相当消极、唯求自顾自保。一方面，几乎没有居民自发形成自主组织，也没有向政府要求或建言如何防治“非典”；另一方面，居民则对行政机构主导的“抗非”动员，表现出信任甚至依赖的态度，几乎没有受访者提及当时曾有自发组织参与的意向。所以，上海的社区“抗非”，都由街道布置主导，居委会具体执行，少见居民自发参与，也几乎没有志愿组织自发参与[63]。
1.居民应对：个人或集体
“非典”爆发初期，疫情尚未公开，人们得不到完整信息，只得依赖小道消息，透过私人网络交流，探求掌握最新情况[64]。由于疫情的突发性、传染性和危险性，加上无法获得完整信息（如传染源是什么，如何传播，如何有效预防），公众普遍感到无助，社会上人心惶惶，时常可见人们的过度反应[65]。
此时，由于媒体未公开报道、政府未采取措施，居民的应对方式只是“原子化的个人”行动，即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对抗“非典”，如减少外出、戴上口罩、避免去公共场所、避免搭乘公交等，居民很少对政府“抗非”应该怎么做、做什么的期望或要求。一位居民说：“不知道当时居委会在‘抗非’工作上具体做些什么，当时在社区里根本没见到过他们。”[66]
但当政府决定全面介入，“抗非”便成了全国的头等大事，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居委会也应上级要求而积极开始行动后。上海一般居民应对“非典”疫情的方式仍是避免公共活动，退回私人领域。此时，居民仍不关心居委会“抗非”，也很少主动提供协助，当然也没有体制外的“自组行动”或“抗非”组织。社区若有所谓“志愿者”，肯定都是居委会动员参与的，此时基本没有真正的自发行动。据一位居委会主任的观察：
（非典期间）居民很紧张（，社区里的室外）活动都停止了，更没有建立“抗非”志愿组织。（居民中）主动关注居委会“抗非”情况、主动向居委会反映情况的很少。就连可能引起居民不满的安排——将公司员工的隔离室设在社区——住在附近的社区居民也没有特别的反应。[67]
居民自发组建的兴趣/文娱社团，此时也大多销声匿迹，一位居委会主任说，“平时社区里老年活动、兴趣社团等活动丰富多彩，但‘非典’时期活动都完全停止了”[68]。部分社团负责人反而主动加入了社区居委会组织的“抗非”队伍中。
2.居民参与：主动或被动(https://www.daowen.com)
处于“非典”危机下，居民表现出两种心理。普通居民少有自发参与或自组“抗非”者，虽对居委会的“抗非”工作存在不满或抱怨，但以涉及个人限制者居多。例如，被隔离者因居委会对他们的每日监控，感到自由受侵犯，对居委会工作存在部分不满。但此类多为情绪反应，居委会人员听闻之后，工作也照常进行。
一般居民虽然普遍认为既有的“抗非”作为有所不足，无法让其充分放心，但这类忧虑，不但不会让他们抵制居委会主导的”抗非”行动，反而会让其积极配合政府。换言之，上海的行政“抗非”之所以获得较高成效，除了强大的行政力量推动，更依赖居民的认可和配合，这样各项工作才能推进，行政权力方得顺畅伸展。对此，一位居民说：
平时，很多居民都不知道居委会干部是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感觉居委会与自己没多大关系，居委会干部不能随便敲居民家的门，会引起居民的反感。而“非典”期间，居委会干部或者楼组长经常登门、量体温、传递“非典”信息，却没事，这时居民也突然感觉居委会离自己很近。[69]
少数对公众利益比较关心的居民，对一般居民的“自扫门前雪”的心态表现出高度的失望与不满，他们唯有期待居委会主导的“抗非”行动。在此过程中，他们表现出对国家的高度信任和依赖，一切“相信政府、相信党”。在他们眼中，行政领导下的居委会-楼组队伍忙里忙外、加班加点，而且有覆盖全市的信息监控网络[70]。
“在这个‘抗非’过程中，政府角色到位，掌握信息丰富，居民唯有政府可以相信了。”[71]这样的认识，反而让他们压抑了可能存有的不满或厌烦。他们也发现：“居民感觉很放心，觉得没有必要自己做什么。”[72]对他们而言，“居委会就是政府，居民也就信任居委会”[73]。他们当中也有少数案例，主动加入居委会的动员网络，成为行政服务体系的一员。
居委会是国家“抗非”最后一道行政力量，国家权力能否延伸并渗透到居民中，关键在居委会行动能否被居民接纳并配合。只有居委会满足居民的服务需求，让居民感到其做法符合自身利益，无论其作为国家权力的行政末梢，抑或社区利益的实现机构，居委会要直接面对治理合法性和居民认可。“非典”时期，行政权力“由上至下”层层布置，“居委会—楼组”的行动网络覆盖社区每一角落。而居民虽然恐慌，却仍对行政主导的“抗非”表现信任配合。换言之，透过“抗非”动员，国家力量更得以向社会渗透延伸。追根究底，这都由于基层社会的松散与弱势，才使得应对“非典”危机的国家的治理合法性得以迅速获得认可并得到强化。
综上所述，基层社区“抗非”动员参与呈现出泾渭分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是“街道—居委会—楼组”形成的行政主导的“抗非”动员；另一方面是社区居民的自保与消极心态。居民中不以为然者（除非极其边缘），大多被“行政体系”所吸纳。整体来看，社会缺乏自发组织的意愿，也缺乏组织应对的资源[74]，唯有等待国家依靠强大的行政能力，配合日常的社区动员体系，对抗疫情的迅速扩散。由于这样的强弱形势，反让居民选择认可、接受国家介入，甚至限制居民自由的合法性。处于危机之际，国家的渗透与权威，反而达到一个平常没有的高峰。从这个角度看，“抗非”动员过程反映并强化了社区权力结构中“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显示出学界“国家-社会互强”观点的一厢情愿。大陆居民没有像港台地区居民那样自发组织“抗非”，并非仅是“非典”病毒容易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