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业主共同行动成败之谜

X市位于改革开放前沿地区Y省，当地新闻媒体十分活跃，地方政府则以开放包容而著称。在这座城市里，业主与物业公司、开发商冲突的新闻经常见诸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媒体，业主的言论、行为也常常引起广泛讨论。通过媒体的引线搭桥，这些业主中的行动精英得以从陌生走向熟悉，并在各种公开、非公开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紧密的联系。2005年，业主们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业主共同行动。与以往不同，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成立一个全市层面的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业委会”）联合组织[5]。在此过程中，一些业主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成功地动员了X市大多数业委会，并使当地媒体、大学研究机构也深深卷入其中。在业主共同行动中，尽管所有业主对获得某一共同利益有着共同的兴趣，他们对为获得这一共同利益所要付出的成本却没有共同兴趣[6]。“搭便车”困境正是导致一般业主共同行动组织化失败的重要原因。由于“搭便车”的普遍存在，共同行动动员只能依赖于一小部分自愿承担组织成本的积极的行动者。这一群体被称为“关键群众（critical mass）”[7]和“积极分子（the activist）”[8]。考虑到他们在共同行动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可贵的公民勇气（civil courage）[9]、较高的奉献精神[10]、较强的行动能力以及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11]，我们将之称为“行动精英”。在X市的案例中，行动精英之间一开始开展了良好合作，但不久，声势浩大的业主共同行动就因为行动精英的内部分化而陷入困境。伴随着无休止的相互攻讦，行动精英们由伙伴渐渐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2005年至今数年，尽管当初的行动精英并未离开共同行动的情境，但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再也难以转换到集体选择、集体行动的舞台[12]。在某种意义上，这场旨在成立X市业委会联合组织的共同行动算是失败了。

如何解释业主共同行动的这种发展轨迹呢？自中国都市地区业主行动兴起以来，其跌宕起伏的曲折历程就吸引了海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关于其结果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大量涌现[13]。受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的结构性限制[14]、行动者的组织动员技巧[15]和政治博弈能力[16]这几个主要要素对业主共同行动的影响；已有研究者都没有对行动精英间关系予以足够重视。正因为如此，本文开篇所描述的研究现象无法得到恰当解释。

我们认为，这种理论盲点是由“行动精英”这一概念的模糊性所造成的。当研究者讨论“行动精英”的时候，指的是一个共同行动精英集团。但研究者要么只关注其中一个关键人物，要么习惯于将其模糊处理成一个关系密切、同质性极高的整体，并且认为：精英集团中行动者互动越频繁，越有利于提升小区业主的共同怨恨意识，促进业主共同行动，实现人、财、物资源的广泛动员。我们将这种“精英在场”现象总结为“强关系，强动员”。实际上，这是值得商榷的。一方面，业主共同行动精英集团通常由若干个异质性行动精英所构成，他们虽然关系密切，但并非一个同质性整体。业主共同行动的最新研究成果证明了这一观点。在针对北京市业主行动精英的类型学研究中，研究者建立了态度积极性和价值取向的2×2标准，并将行动精英划分为理想主义者、政治失意者、名利双收者、骑虎难下者四种理想类型[17]。这种划分鲜明地表达了他们对行动精英集团异质性的认识，但该文并没有深入探讨行动精英集团的异质性与业主共同行动之间的关系。沿着这一路径，蔡永顺等人[18]分析了行动精英在价值维度上的异质特征如何影响业主共同行动的团结性（group solidarity），其研究发现，行动精英的激励目标不仅是公私混合的，而且能够随业主共同行动的变化而动态调整。因此，当他们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精力代价取得了业主共同行动的暂时成功时，一部分行动精英开始居功自傲。此时在他们眼中，社区利益并非总是高于个人利益，他们觉得自己有资格要求“回报”。但另一部分行动精英以及大部分的业主却并不这么想。于是，行动者就利益分配问题产生了分歧，并导致业主的共同行动从团结走向分裂。可见，所谓“行动精英”实际上是具有多元异质性的个体集合。这种异质性不仅表现为行动精英在价值观念、资源存量、性格特征、行事风格等方面的差异，还形塑了他们各自不同的行动策略，影响了他们在共同行动中所扮演的具体角色[19]。另一方面，正因为业主共同行动动员所依赖的是多元异质性的精英集团，其行动结果是强动员还是弱动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动者异质性程度所导致的具体互动模式及其互动效应。当行动精英间异质程度不足以造成人际冲突并被行动者所感知时，行动精英间关系良好，该精英集团对业主共同行动动员过程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当行动精英间异质性引起人际冲突、并导致彼此关系破裂时，业主共同行动动员能力将显著下降，甚至引发业主共同行动的“反动员”[20]过程。简言之，“强关系，强动员”只是业主共同行动过程中的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强关系，弱动员”，即“精英悖论”现象。(https://www.daowen.com)

在业主共同行动的实际动员过程中，“精英动员”和“精英悖论”现象普遍存在。本文开篇所描述的X市业主的故事即是一个缩影。一些研究者在实地调研中也开始注意到这一现象。石发勇对绿街业主共同行动的观察表明，10年前率领业主争取社区利益、赢得业主拥护的行动精英，10年后变成了内斗不休的两大派系；相应地，10年前他们团结一致建立了社区治理秩序，10年后却因内斗丢了业委会的牌子[21]。另外的研究也发现，行动精英间的团结使业主共同行动走向高潮，行动精英派系之间的激烈竞争则加速了业主共同行动的消退[22]。受研究主题所限，上述研究虽然注意到并描述了“精英悖论”，但并未深究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和机制[23]，这使行动精英对业主共同行动的影响仍未得到充分揭示。因此，如果说已有解释勾勒出了一幅中国业主共同行动的大致图景，那么迄今为止，这幅图景中一个微妙而重要的机制却隐而不彰。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中，人们的交往过程充满了非制度化的互动规则和人际关系[24]。这种特征对于中国政治过程的影响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常识[25]，但在业主共同行动研究中，行动精英间关系及其互动过程对行动结果的影响机制还未得到完整、清晰的阐述。如果承认行动精英间关系构成业主共同行动发展轨迹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那么这其中还有更多问题有待回应：首先，业主共同行动中行动精英间关系是什么，其内涵和外延如何？其次，什么因素在影响行动精英间关系的变化？最后，也是最核心的问题，行动精英间关系如何影响业主共同行动的发展？为了更真实地揭示业主共同行动发展轨迹的规律，我们需要深度参与业主共同行动，以掌握行动精英集团内部的诸多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