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与讨论
集体性社会资本具有重要的社会后果，在社区参与、社区治理领域也不例外。绝大多数中文文献都指出，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认为，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的影响绝非单纯的正向影响。一方面，集体性社会资本是个多维度概念；另一方面，社区参与也可以被用于描述多种不同类型的地方性公共参与行动。基于这一思路，本文探讨了水平型社会资本和垂直型社会资本对三种类型社区参与（体制化参与、抗议型参与和解决公共问题）的影响。
研究发现，水平型社会资本（地方性社会网络、社区信任）对抗议型社区参与具有促进作用，这一发现与理论预期相一致。然而，垂直型社会资本对抗议型参与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一发现暗示，当居民具有强烈的参与动机（特别是物质利益）时，居委会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的有效性将受到挑战。
社区社会资本对体制化社区参与具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不管是水平型还是垂直型社会资本，都对体制化社区参与具有影响；另一方面，不同的社会资本维度对制度化参与的影响方向并不相同。具体而言，社区归属感对体制化社区参与具有促进作用，但非地方性社交的效应则为负。社区社团发育水平对体制化参与具有消极作用，而居委会的信任则发挥积极的功效。该发现与理论预期并不完全一致，对社会资本影响体制化社区参与的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
水平型社区社会资本（地方性社会网络、志愿主义与社区信任）有助于促使居民参与解决社区公共问题。这一发现与理论预期相一致。然而，垂直型社会资本对解决社区公共问题的影响仅处于统计显著性的边缘，并且不同的结构性垂直社会资本对参与解决社区公共问题的影响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因此，可以认为垂直型社会资本与解决社区公共问题无明显关系，这与理论假设相一致。以上分析表明，社区参与具有不同的类型，各类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和驱动力也各有差异。今后社区参与的研究需要对社区参与进行更加精细的类型化分析。
本文从一个不同的侧面回应了关于“社区是否消亡”的争论。在对“社区是否消亡”的讨论中，研究者或多或少采用一种线性社会变迁的假设，认为城市化、住房商品化对以地域为基础的社区具有销蚀作用。相应地，研究者往往采取比较传统社区与现代社区的分析路径[38]。然而，本文的研究结论则表明，不同社区之间在社区参与水平具有不可忽视的异质性。并且，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可发现，这种社区间的异质性难以通过社区类型（售后公房小区、混合社区、商品房小区）来解释[39]。换言之，即使在相同类型的社区中，依然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是否得以保存不仅取决于城市化、住房商品化等宏观社会变迁过程，还取决于中观的社会情境因素。比如，互联网及社区网络论坛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商品房社区中空间隔离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近年来业主维权行动的出现显然也激发了居民对社区公共事物的兴趣，强化了居民对社区的认同，甚至在集体行动中培育出更多的社会联系。
住房商品化对社区的影响也具有多面性。首先，住房商品化确实造成了以居委会为核心的社区治理的“空心化”[40]。其次，住房商品化同时也成为集体利益形成的社会空间[41]。正如本文所揭示，在三种类型的社区参与中，社区共同体的社会资本存量确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区参与渠道的增加（如体制外的抗议型参与、社区论坛等虚拟空间的参与），社区已不仅仅是一个以居委会为核心的准行政空间，还是居民利益表达的社会空间。围绕着利益表达，居委会、业委会与业主之间的互动将更加复杂，邻里空间的社会意义也将更为丰富，而社区参与水平较低、参与个体化等问题在未来可能得以改变。再次，即使传统的邻里关系扩散到社区外，社区依然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单位。个人与邻里的情感联系（如社区归属感、认同感）并不必然由社会网络所决定，随着封闭式社区的兴起，社区的象征意义可能成为社区归属感、认同感的基础。诸如此类新的社会变迁的可能将会改变学者对于社区未来的悲观预测。
［本文原载于《社会》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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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朱健刚：《国与家之间：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和社区运动的民族志》，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桂勇：《邻里政治：城市基层的权力操作策略与国家-社会的粘连模式》，《社会》2007年第6期，第102—126页。
[32]黄荣贵、桂勇：《互联网与业主集体抗争：一项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5期，第29—56页；陈晓运：《去组织化：业主集体行动的策略——以G市反垃圾焚烧厂建设为例》，学术报告论文，首届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前沿论坛，广州：中山大学，2010年。
[33]F.Y.Shi and Y.S.Cai，“Disaggregating the State：Networks and 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Shanghai”，The China Quarterly，2006，186（1），pp.314-332.
[34]为了更好区分水平型社会资本与垂直型社会资本，在测量水平型社区信任时，本文剔除“对居委会的信任”。剔除后，社区信任量表包含四个问题。对居委会的信任作为垂直型认知性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这一点与桂勇和黄荣贵之前的研究有所不同，参见桂勇、黄荣贵：《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122—142页。
[35]在上海，小区内的社团基本上都是在居委会的组织、领导下组建，因此社区社团发育水平应被看作垂直型社会资本。
[36]作者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直接的测量指标。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使用该指标作为代理标量近似测量单位制传统的影响。
[37]多层模型的系数解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其中，中位比数比（median odds ratio）是较为常用的一种解释方法，参见Klaus Larsen，Jørgen Holm Petersen，Esben Budtz-Jørgensen，and Lars Endahl，“Interpreting Parameters in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With Random Effects”，Biometrics，2000，56（3），pp.909-914。由于随机效应的存在，基于均值（mean-based）的比数比解释并不适用，因此拉森（Larsen）等人建议使用中位比数比这一概念汇报固定效应。其含义如下：随机抽取两个具有特定自变量取值的主体，则可计算这两个主体对应的比数比，由于随机效应的存在，该比数比是一个随机变量，而随机比数比的中位值就是中位比数比。中位比数比是一种主体别（subject-specific）的解释。
[38]黎熙元、陈福平：《社区论辩：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的形态转变》，《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第192—217页；张红霞：《不同居住区居民社区参与的差异性比较——对上海两个社区居民参与情况的调查》，《社会》2004年第5期，第54—56页。
[39]本文并没有汇报具体的统计分析结果。
[40]桂勇：《邻里空间：城市基层的行动、组织与互动》，上海书店2008年版。
[41]L.Tomba，“Residential Space and Collective Interest Formation in Beijing's Housing Disputes”，The China Quarterly，2005，184（1），pp.934-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