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参与和功效意识
对于上海市2006年居委换届的田野调查，作者研究的重点，本在观察此类基层选举能否赋权居民，提升其“政治功效意识”，也就是在社区居民：（1）“掌握认知”选举程序的能力与；（2）“参与影响”政治结果的信念两方面，是否因参与选举而有所变化？调查的结果，发现两者均与期待有落差。进一步的田野观察却发现，社区居民功效意识的改变，原来深受其选举参与的层次影响。换言之，上海田野数据显示，即便是动员式的选举，参与越深者，其功效意识的提升越加明显。
1.高度动员、参与后的功效意识
首先观察高度动员、深度参与的“行政网络”成员，在参与直选后所发生的改变。根据作者的观察，行政网络成员在密集的换届训练中，对选举过程中，换届所应有的规范、国家所释出的机会、与国家所保留的限制，均有更深的体会。换言之，网络成员的参与，虽然目的在协助街道-居委推动选举工作，与国家动员-掌控的目的并无二致，但在选举培训与动员过程中，他们需要对选举流程和运作规范要能了然于心、运用娴熟，尤其表现在《告居民书》上的那一套说辞，甚至将选举规范逐渐内化。根据刘春荣访谈某位W书记就可见一斑：“作为选举的工作人员，居民选举中有问题来问你，如果你自己也搞不清楚，那选举怎么能够选好？前面的工作辛辛苦苦都白做了。”[89]
进一步观察，根据作者的田野笔记：
让我惊讶的是，QL社区的选举唱票大会，虽然在缺乏第三方见证的情况下，由社区选举委员会成员主导开票，台下参与的会众［都是行政网络成员］[90]则聚精会神地监看每一张选票，并不时提出异议，举出开票过程中的小瑕疵，并未因同是社区干部而“放水”。
虽然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居委会选举只具有象征性的民主意涵，但亲见QL社区选举委员会干部和行政网络成员在投票会场和唱票大会的表现后，我可以深深感觉到他们对选举参与的新奇与热切，并极为重视制度规范，与一般居民忽视居委会选举的态度有相当大的差异。
除了对选举程序的掌握与娴习外，对于网络成员“政治功效意识”的观察，必须就其对体制的态度，进一步分为“认同体制”与“不满体制”两群体来分别观察[91]。
（1）认同体制者的功效意识。多数的“行政网络”成员，对于现存的国家体制采取的是认同与维护的立场。但在此同时，他们也认同基层治理的改革方向，同时也欢欣于社区自治/选举的可能——居民得到投票权利、候选者得到参选的机会。因此，在协助动员社区选举的过程中，网络成员在体制认同外，同样逐渐倾向支持温和改革的步伐，以及民主改革的方向。
同样的，SL社区居委委员候选人吴先生，在2003换届选举中曾如此表示：
这次社区直选，是城市民主选举的开始。这样一来，国家越来越民主，民主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这是与国际接轨的表现。……这次选的委员是没有工资的，是义务的，是他们［居委会］的补充，但我们可以比他们搞得还要好。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民主会慢慢地滋生起来。……总之，我们的国家是越来越好了。[92]
当然，基层选举的开办，可以透过选举动员，强化政府的合法性与控制力，也可以透过选举甄拔，以行政吸纳的方式，将社区精英纳入国家体系。但另一方面，对社区精英而言，在选举参与的过程中，他们却不免发现，提升其影响力的正是直选的制度化。换言之，由于直选的动员需求，让“行政网络”成员，由原来国家体系的外缘地位向社区权力中心靠近；差额选举的机制则提供他们进一步参与社区决策的机会。总而言之，直选作为制度管道，将使社区精英的发言权更加凸显，也让他们对自己对社区事务的影响力，变得更具自信。这部分的影响，不正是“功效意识”的渐进提升？
（2）不满体制者的功效意识。除上述对国家体制、选举实践表示认同者外，由于参与选举过程较为深入，部分“行政网络”成员也因此了解到现存的种种局限。例如，一位曾任居委选举委员会副主任的T先生，因为不满意整个选举过程过于封闭，候选人资历未加广泛宣传，经由会议表达意见，却不获领导采纳后，遂自行淡出选举活动。由这位T先生的表现，我们不难了解，他其实既熟知选举应有的规范，也知晓现存选举种种的缺失，但还是愿意身体力行，努力实践民主的内在规范。他之后的消极抗议，其实充分展现其所具备的政治功效意识。
此外，居委选举过程中，也曾出现抗拒体制传统运转模式的案例。在作者调查期间，DH居委会选举过程中，出现震动社区的“邵妈妈事件”，同样反映出社区精英的政治功效意识。邵妈妈在初步酝酿过程中被推荐为居委候选人，但是正式决定候选的决定中，因DH居委主任的反对[93]，终未获正式提名。为谋挽回名声，邵妈妈力图反制，利用选票所赋予的自我推荐机制[94]，征求支持者举荐。选举开票的结果，邵妈妈在总票数1 800多张中，获得240张选票的支持，虽然票数未足以撼动选举结果，但在向来由居委主导的社区选举过程中，仍造成相当的震撼。
由此案例中可见，基层社区精英已能充分掌握而且毫无恐惧于利用选举所赋予的制度手段，来对体制或者进行抗议，或者施加压力[95]。由于在我们所观察的DH和CL社区的开票结果中，都出现不少自我推荐的选票，纵使得票数远不足以影响选举结果，但这种利用选票勇敢发声的例子在2006年上海居委会直选中却屡见不鲜。这些案例似乎部分说明，在选举参与的过程中，社区精英已经具备相当的知识，足以掌握选举的操作，也已经具备相当的自信，可以利用选举发声，种种表现不啻反映彼等政治功效意识的悄然变化。
2.低度动员、参与后的功效意识(https://www.daowen.com)
相对于行政网络热心、积极的选举参与，一般社区居民的参与态度，却多属被动、消极，虽然经过前述“两步-人情”式的选举动员，出现高投票、符规划的选举结果，但他们的政治功效意识是否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根据作者田野调查所得，对此进一步的分析，还必须根据居民所据以投票的理由。本研究将其暂别为因被“动之以情”与被“晓之以理”而投下一票的两种居民类型[96]。
（1）“动之以情”后的选举参与。根据作者的田野经验，在一般社区居民之中，主动、积极参与者实属少数，多数居民之所以投票，都是“行政网络”人情动员的结果。既然人情所系，要的只是投下一票，随意投票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就作者实地观察所得，选票所列的候选人，许多居民一个也不认得，真不知从何选起，结果就拿起选票乱圈，或是向楼组长寻求建议。DH、CL两社区的投票情况也反映出居民拿到选票时的反应，多类似：“我不知道啊！不了解怎么选？”CL社区的换届工作人员D先生，进行上门投票（持流动票箱方式）时的亲身观察如下：
这些投票的人，除非有认识的人，不然，不是画前面几个，就是画后面几个。甚至只认识上门的居民代表，而不认识选票上的人，就说：“不如我投你吧！我只知道你啊。”我说：“投我没用，只有一票。”[97]
此外，作者跟随CL社区某楼组长携流动票箱要求投票时，亲见一位婆婆在楼组长上门递选票后，看也不看便在票上画三个圈，之后又逐一代替家人，再就自己原先圈选的位置，又投了两张选票。虽然，随意圈选也是选择的一种，但敷衍以对的投票情况却更加彰显居民对候选人缺乏了解、对居委会选举的漠视。
因此，对这类选民而言，对于居委会选举，基本上没有想法，认为：“选举就是投票嘛，就是把工作做完，之前在单位也投过票，差别只在过去投票有奖励，现在没有了。”[98]被要求“帮个忙”、“给点面子”、“需要时人家也会帮忙”，因为人情诉求而产生的选举参与，其背后所透露的，往往是居民的“政治冷漠与疏离（political alienation）”[99]。他们的选举权是被强加的，投票是被动的，这样的选举参与，不但不能强化居民的功效意识，反让他们普遍觉得“投票也没用”或“作个样子”，在某种程度上如于显洋所说的：人们并不感觉背离了选举的意义，反而形成一种走过场的“潜规则”，到头来反而成为挫折功效意识的经验[100]。因此，总的说来，凡是纯粹基于“人情动员”而投下一票的，他们功效意识基本无法有任何提升。
（2）“晓之以理”后的选举参与。当然，除了诉诸人情、互惠外，选举动员的过程往往在形塑居民政治认知上扮演极其关键的角色。在我们对选举动员的观察中，随处可见这种“晓之以理”的案例。例如，一旦面对仍持疑虑的居民，“行政网络”成员常会不惮其烦地反复说明选举的意义、选民的权利以及投票的用处等，从而要求居民珍视他们的权利。举例而言：为说明投票是一种“权利”，一个楼组长可能会说：“一定要投票，这次投票给他，下次找他办事就有理由了。”换言之，整个选举动员的过程同时是一种启蒙与赋权的过程，也是在当前体制下可以想象的最大规模的民主教育。这样的过程，既有助于居民对选举程序的掌握与运用，也有助于居民提升其影响政治的能力与自信。
P小姐是作者的一个田野案例。她在家中偶遇上门要求投票，因此这也是她生平第一次投票，感觉很新奇，她说：“听了［居民代表］说明后，会希望继续参与选举，肯定希望以这种方式来决定社区的领导人。”[101]张红钢的例子也指出，动员过程中，给居民的说法是：“你如果选好社区班子，社区绿化多了、秩序好了，你就是直接的受益者。”[102]结果，这位居民果然保持十分积极的态度，不但乐意接受选民登记，正式投票时是很认真研究后才划下选票的。
许多居民就是在被“行政网络”动员的过程中，对选举与民主有了起码的认识，姑且不论这套说辞来自居委会提供的教战手则，还是动员者自身对选举的体认，但说辞本身却发挥相当扎实的教育功能。居民也因为动员者、上门者的说辞、说明，更积极地参与选举，也更了解选票的价值与意义，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他们对选举参与的功效意识。对此，Y小姐表示：
选举是一个民主意识发动的过程，［现在］至少有点火花了。首要是要让大家知道，这是选出来的，不是行政的［国家指派的］，让大家知道居委会在哪里。……现在这阶段就是推销民主［，但］推销有时也可以激发民主意识。[103]
虽然整体居委选举的过程，基本仍如桂勇所言，只是在邻里之间中采取动员手段，把成百上千的居民从自己的住宅中“说服”出来，走向投票箱的“推销民主”[104]。大多数居民的确态度冷漠、敷衍，而“行政网络”也只能利用人情、互惠为说辞，使得整个社区直选蒙上“仪式参与”的形象。但从另一角度来看，部分社区居民却正因为选举的动员倡导，认知到选举的价值、民主的意义与功效的意识。
综合上述，对于勇于任事、积极参与的“行政网络”成员，不但因为组训、说服的过程中，娴习选举的程序与规范外，不论认同体制或抗拒体制的社区精英，都能够掌握选举操作，或者利用选举发声，对社区事务的影响均具备相当的自信，他们的种种行为表现均反映彼等“功效意识”的悄然变化。另一方面，对于一般居民而言，虽然很多仍停留在“与我无干”“配合指示”，未因此提升其功效意识，但也不容否认，选举动员的过程也扮演了启蒙与赋权的功能，尤其是通过“晓之以理”式的政治教育，促成居民功效意识的变化，为日后自发性质的政治参与埋下足以燎原的火种。
综合上述，作者就居委直选过程中，居民选举参与及功效意识间的关系，将田野观察所得整理如表1所示。
表1 选举参与与功效意识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