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的概念化与操作化

如前所述，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社会信任有两种形态——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福山使用“信任的半径”来区分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尤斯拉纳（Uslaner）把人们划分为普遍信任者（generalized trusters）和特殊信任者（particularized trusters）[17]。当代研究社会信任的中国学者也认为信任有多重形态，即信任的“差序格局”。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往往形成“家人”—“近亲”—“亲属”—“熟人”—“陌生人”的、由亲及疏的圈子或格局；进而，中国人的“信任格局”也就由对最亲的人的“全信”到对陌生人的“防信”。杨中芳与彭泗清对有关中国人的人际信任研究进行了综述和评价，进而提出了以社会义务为基础的本土人际信任模式[18]；王绍光和刘欣在四个城市（上海、天津、武汉、深圳）的抽样调查表明，中国城市居民维持着一个亲疏有序的关系格局：亲人间的信任高于朋友间的信任，朋友间的信任高于熟人间的信任，熟人间的信任又高于对陌生人的信任[19]；另一些基于社会调查的研究也证实了社会信任差序格局的存在[20]。

本文把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信任也划分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21]，借鉴国外调查采用的测量工具，本研究向受访者询问了他们对三个问题的看法（回答均要求三选一），结果见表1。

表1　社区人际信任的分布状况（N=480）

注：［1］选项为：“要越小心越好”，1分；“不好说”，2分；“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3分。
［2］选项为：“会利用我”，1分“；50%对50%的机会”，2分“；会尽量公正地对待您”，3分。
［3］选项为：“不可以信任”，1分“；50%对50%的机会”，2分“；可以信任”，3分。
［4］受访者分别对这三个陈述进行打分，选项为：“非常不同意”，1分“；不同意”，2分“；不好说”，3分“；同意”，4分“；完全同意”，5分。

如表1所示，本调查中的社区得分平均值大都在2分以上（也就是“不好说”）。因此，在这些社区里，普遍信任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基础，即普遍信任已经出现且形成一定规模。将上述三个问题调查结果的赋值相加形成一个综合指标，体现了各个社区中普遍信任程度的高低（可信度系数为0.75），并作为本文联立方程的一个自变量。(https://www.daowen.com)

特殊信任由于其对象的特定性决定了在不同文化环境下有着不同的指向[22]。对于中国的特殊信任，很多学者认为可以从“关系”的角度入手[23]。对特殊社会信任的测量，本研究结合“关系”的视角和世界价值观念调查与东亚民意晴雨表中的相关问题，向受访者询问了他们对三项陈述的看法（见表1）。几乎所有的社区在这三个陈述上得分都远远超过了3（“不好说”这一水平），高的社区甚至达到了4.78（接近“完全同意”这一水平），社区等分平均值大致都在3分以上。因此，在这些社区里，普遍信任已经初具形态，但特殊信任的建立仍有很大的空间。将这三项陈述调查结果的赋值相加形成一个综合指标，体现了各个社区中特殊信任程度的高低（可信度系数为0.72），并作为本文联立方程的另一个自变量[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