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数据与分析

四、数据与分析

2008年6—8月，本调查在中国13个大城市[43]进行，采用与样本规模成比例的不等概率抽样（PPS抽样）方法，通过三阶段（区、街道、社区居委会）抽样，选取了480个社区居委会。第一阶段抽样，以13个城市所有区级单位为总体，抽取30个区；第二阶段抽样，运用PPS抽样分别在各样本区中抽取4个街道办事处；第三阶段抽样，运用PPS抽样分别在各样本街道中抽取4个（社区）居委会。在被抽取的社区居委会中，根据户籍资料采用等距抽样抽出被调查户，在每个被调查户使用Kish表抽取访谈对象。调查共回收有效调查问卷7 021份，有效回收率约为97.5%。样本基本特征（见表4）虽然不能与这13个大城市的基本人口特征完全吻合，但是已经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因此，样本具有足够的代表性，能够反映这13个大城市的情况。

本研究建立的数学模型如下：

其中，i=3，4，5；j=1，2。 x1=普遍信任，x2=特殊信任，y3=选举质量，y4=大众参与，y5=建立业委会，y6=社区居委会治理效应。

基于联立方程的分析结果（见表5），研究有下列四个发现。

第一，三个中间因素对社区治理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两种类型的社会信任对社区治理的直接效应是非常弱的。这就意味着社会信任不会直接影响基层治理效应，更准确地说，这一影响需要经过一系列中间机制来实现。

第二，来自联立方程的结果表明，两种类型的社会信任强烈影响了选举质量。当一个社区拥有大量的普遍信任时，就可能促进选举的民主质量，而特殊信任容易对这一选举质量产生负面影响。选举质量显著、积极地影响着社区服务的质量。因此，社会信任对社区治理效应的影响之一是通过选举质量实现的。(https://www.daowen.com)

第三，特殊信任对社区中业委会的建立有着潜在的消极影响。如果特殊信任在一个社区里盛行，业委会就很难成立；而业委会是一个维护、表达业主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它对于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治理有着显著、积极影响。因此，特殊信任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有着间接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普遍信任却没有对业委会的成立产生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即使在一个高度普遍信任的社区中，居民可能会因为自身可支配时间、社会技能和权利意识等原因而无法成功建立业委会。换句话说，虽然特殊信任会阻碍业委会的成立，但普遍信任也不一定会对建立业委会产生影响，其原因还有待研究。

第四，两种类型的社会信任对大众参与起着正面影响，但不具统计显著性，意味着大众参与也许被两种类型的社会信任所刺激，但是也可能由一些其他的因素所引起。克里舒那（Krishna）指出，社会信任不是影响政治参与的唯一因素。其他因素，比如参与的时间、资源、能力等也可能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这些因素很可能抑制了社会信任对大众参与的影响。[44]

表6提供了上述联立方程模型的一些补充信息，这些补充信息与表5一起，充分表明了联立方程模型是一个有效且必要的模型。表5所示，该联立方程的系统权重R2约为0.15，说明了模型较好反映了社区治理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如表6所示，无论从方程间协方差（covariance），还是相关性（correlation）角度看，本研究不同方程间的相关性是不能忽视的[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