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语
正如朱健刚所指出的，城市基层的市民团体与邻里运动一方面表达着国家权力的渗透；另一方面又对国家权力关系进行着扭曲[53]。如果把发生于城市中的居委会组织建设视为急剧社会转型背景下国家力图向基层渗透的一项尝试，但是由于各个行动者在现有结构与制度条件下的策略性考虑与行动，这种尝试最终并未完全实现其目的。以所谓的“社区”为聚焦的城市基层，实际上存在一种平衡的秩序，各种动力机制与行为模式相互联系在一起，使社区处于稳定有序的运作状态中。这些动力机制与行为模式构成了一种富有弹性的网络结构，外力的侵入可能使这张网产生起伏、产生跳动，但却很难破坏这张网本身，除非外部力量足够巨大，或是网络结构本身被瓦解。这就像一块石头被投入水中，水面涟漪涌现，但却逐渐于远处消失，最后水面恢复平静。
这也反映了目前居委会组织所具有的政治价值，即它作为使国家与基层社会得以避免直接冲突、并在表面上相安无事的“黏合剂”功能。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居委会对产生于基层的矛盾冲突予以消解，以避免矛盾浮到上层，这里指的是居委会作为一种黏合剂，对于具有冲突潜能的某些情境、某些事件对上、对下予以不同的解读，最后塑造出一种国家与基层社会都共同承认的符号象征（尽管双方给这种符号象征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含义），使得国家与基层社会互相错开，但又皆大欢喜地在原本可能冲突的问题上共存下来。这样，尽管居委会并不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真正桥梁，但却是承上启下的中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现状的稳定。
［本文原载于《社会》2007年第6期。］
[1]Victor Nee，“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 in State Socialism”，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9（54）；Victor Nee，and Peng Lian，“Sleeping with the Enemy：A Dynamic Model of Declining Political Commitment in State Socialism”，Theory and Society，1994（23）；A.Walder，“The Decline of Communist Power：Elements of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Theory and Society，1994（23）.
[2]孙立平：《改革前后中国大陆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及民众间互动关系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第1期（总第6期）；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萧功秦：《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的三重障碍》，《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第4期（总第5期）；萧功秦：《后全能体制与21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
[3]Solinger Dorothy J.，China'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Statist Legacies and Marketing Reforms，Armonk；M.E.Sharpe，1993.
[4]Y.Bian，and John R.Logan，“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6（61）.
[5]无论是在中国的农村研究还是城市邻里研究中“，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都占据着统治地位。关于农村研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框架，可参见金太军：《村庄权力结构研究综述》，《文史哲》2004年第1期；对城市邻里研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框架的分析。可参见朱健刚：《国与家之间：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和社区运动的民族志》，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桂勇：《城市邻里研究：国家-社会范式及一个可能的分析框架》，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编：《复旦社会学论坛（第一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6]Tianshu Pan，“Neighborhood Shanghai：Community Building in Bay Bridge”，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2002.
[7]朱健刚：《国与家之间：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和社区运动的民族志》，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8]林尚立主编：《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9]Tony Saich，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Houndsmills：Palgrave Macmillan，2001.
[10]徐珂：《居委会能成为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吗？》，《社会》1998年第10期；桂勇、崔之余：《行政化进程中的城市居委会体制变迁》，《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李友梅：《基层社区组织的实际生活方式——对上海康健社区实地调查的初步认识》，《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4期；Chunrong Liu，The Emerging Community Regime：A Case Study of Neighborhood Governance Formation in Shanghai（1996-2003），Ph.D.Dissertation，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5.
[11]朱健刚：《城市街区的权力变迁：强国家与强社会模式》，《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4期。
[12]Chunrong Liu，The Emerging Community Regime：A Case Study of Neighborhood Governance Formation in Shanghai（1996-2003），Ph.D.Dissertation，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5.
[13]Benjamin L.Read，State，Social Networks and Citizens in China's Urban Neighborhoods，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2003，chapter 5.
[14]例如，有学者指出，20世纪70年代的城市邻里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家对个人的控制。居民委员会干部行为基本不受邻里舆论的支配，而且具有相应的行政、政治资源以及强制手段，能够给居民施加足够的压力，参见A.Walder，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但目前的情况大有不同。芮杰明根据调查数据指出，在世纪之交时期Whyte and Parish所分析的三个层面的问题——居民委员会不受居民欢迎，居民委员会对居民具有相当大的权力并可能用于压制居民，居民缺乏限制这种权力的能力——都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作为国家代理人的居民委员会与居民之间的关系模式与过去的模式完全不同，两者之间的关系朝向更为和善、更为缓和而非压迫性、对立性的方向发展，而且，强制性手段在居委会履行日常职责时很少发挥作用，而居民则拥有对居委会更大的影响力。参见Benjamin L.Read，State，Social Networks and Citizens in China's Urban Neighborhoods，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2003，chapter 4。
[15]Benjamin L.Read，State，Social Networks and Citizens in China's Urban Neighborhoods，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2003，p.47.
[16]朱健刚：《国与家之间：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和社区运动的民族志》，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Tianshu Pan，“Neighborhood Shanghai：Community Building in Bay Bridge”，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2002。
[17]Benjamin L. Read，State，Social Networks and Citizens in China's Urban Neighborhoods，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2003.
[18]该项研究由李友梅教授与张乐天教授主持。
[19]黄荣贵、李洁瑾、袁静等同学与笔者一起对这三个邻里进行了调查。他们在这项研究中承担了大量的经验资料收集工作。此外，其中一位学生曾以实习人员的身份，对一个邻里进行了近半年的参与观察。笔者在此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感谢。
[20]张乐天教授及何宏平、施芸卿、陈佳瑛、朱宁、余君等同学也在研究中承担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笔者在此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感谢。
[21]Chunrong Liu，The Emerging Community Regime：A Case Study of Neighborhood Governance Formation in Shanghai（1996-2003），Ph.D.Dissertation，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5，chapter 4.
[22]朱健刚：《城市街区的权力变迁：强国家与强社会模式》，《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4期。
[23]朱健刚：《国与家之间：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和社区运动的民族志》，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168页。
[24]作为一种外部力量的国家，如果要在目前的邻里彻底地贯彻自己的目标，这只有在国家与基层社会的目标相当一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流行时期的上海邻里控制提供了一个具体例子。由于包括居民在内的各方利益的一致，这段时间中政府对邻里人口的有效控制很容易就真正实现了。
[25]Tianshu Pan，“Neighborhood Shanghai：Community Building in Bay Bridge”，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2002；Martin King Whyte，and Parish William，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https://www.daowen.com)
[26]Benjamin L.Read，State，Social Networks and Citizens in China's Urban Neighborhoods，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2003；Tianshu Pan，“Neighborhood Shanghai：Community Building in Bay Bridge”，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2002；朱健刚：《城市街区的权力变迁：强国家与强社会模式》，《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4期。
[27]张乐天、杨雪晶：《“友情”操作：某国际化社区居委会的治理策略》，《上海市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刘春燕：《传统-现代双层结构中的居委会直选》，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工作论文，2003年。
[28]Mayfair Yang，Gifts，Favors and Banquets：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
[29]黄光国：《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巨流图书公司1998年版；翟学伟：《面子·人情·关系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5期。
[30]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6页。
[31]资料来源：H2003JX居委访谈记录。
[32]国云丹对上海市一个外籍人口较多的高档次居民小区的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本土性资源的价值的比较分析机会。在缺乏共同的文化认知与行为模式的这个异文化邻里中，上述权力操作策略就几乎无从着手，从而导致了对居民动员的失败。居委会干部很难与居民建立具有人情色彩的联系。这样，居委会干部甚至无法动员到足够的积极分子来完成一些形式主义的“作秀”。这一案例充分反映了在本土性文化资源缺失的条件下，非正式的权力操作策略是如何失败的。参见国云丹：《国家嵌入与治理结构内部的摩擦》，复旦大学社会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33]Richard H.Solomon，“On Activism and Activists：Maoist Conceptions of Motivation and Political Role Linking State to Society”，The China Ouarterty，1969（39）.
[34]Benjamin L.Read，State，Social Networks and Citizens in China's Urban Neighborhoods，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2003，p.144.
[35]Ezra F.Vogel，“From Friendship to Comradeship：The Change in Personal Relations in Communist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1965（21）.
[36]Benjamin L.Read，State，Social Networks and Citizens in China's Urban Neighborhoods，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2003.
[37]资料来源：Y、L 2003年BCY访谈记录。
[38]朱健刚：《国与家之间：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和社区运动的民族志》，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陈周旺：《党与社会：党的组织与社区治理》，林尚立主编：《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39]Benjamin L.Read，State，Social Networks and Citizens in China's Urban Neighborhoods，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2003.
[40]朱健刚：《国与家之间：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和社区运动的民族志》，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100—101页。
[41]A.Walder，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42]管晓玲：《民主结构化的进步——居委会直选调查报告》，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工作论文，2003年。
[43]Charlotte Ikels，The Return of the God of Wealth：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in Urban China，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44]Tianshu Pan，“Neighborhood Shanghai：Community Building in Bay Bridge”，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2002，p.143.
[45]Benjamin L.Read，State，Social Networks and Citizens in China's Urban Neighborhoods，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2003，pp.27-32.
[46]洪静：《可控的结果：社区政治精英网络的运作》，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47]资料来源：H2004JX居委访谈记录。
[48]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
[49]上海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编：《上海市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资料汇编（之二）》，上海市民政局内部资料，2003年。
[50]刘春燕：《传统-现代双层结构中的居委会直选》，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工作论文，2003年。
[51]李洁瑾、袁静、桂勇：《A区W街道B小区居委会直选调查报告》，2004年，未公开发表。
[52]Victor Nee，and Rebecca Matthews，“Market Transition and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6（22）.
[53]朱健刚：《国与家之间：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和社区运动的民族志》，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