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心”观点

“国家中心”观点经常针对“国家在场、社会退场”的情形，分析两者间的互动关系，即把国家视为主要行动者，有自己的目标，自设游戏规则，目的在于长久支配社会。倘若社会要与之抗衡或冷漠回避，国家就必须进行结构调整或制度改造，重新塑造双方的关系，维持其对社会的控制[12]。因此，它从国家主动的角度认识“国家-社会”关系，分析国家如何渗透、塑造和调适，并保持其对社会的制约或控制。

部分学者认为，当前无论是推动社会转型，还是应对转型挑战，整合断裂社会或者维护政权的存续，都必须以国家力量为主导[13]。例如，在城市社会中，虽经改革开放和单位体制解体，但国家仍能通过新的制度安排，将告别“单位人”的社区居民纳入网格式的街居体制，重新维系于新的支配与控制系统中。因此，即便经历了社会经济体制转型，国家仍延续其强势地位[14]。

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的“社区建设”运动，是在城市社会经济变迁后，对基层治理难题的制度回应，一方面将居民纳入类似“单位”的街道-居委会体制，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不断向社区自治主体的居委会和其他民间组织渗透，组建街道-居委会间的“准行政体系”（让居委会成为街道的“腿”，即所谓“居委会行政化”问题），由“居委会—楼组”推动各种国家社会监控与动员[15]。其中，耿曙等对居委会直选的研究发现，国家借居委会与楼组的动员，完成社区直选的目标，目的在于强化其基层治理能力，重塑政权的合法性[16]。(https://www.daowen.com)

“国家中心”观点的重心无疑在“国家”，即把国家看作有自身目标的行动者，不断调整政权建设的策略，达到支配控制社会的目的。但倘若国家目标独立于居民利害之外，自然会表现出社会消极退缩和居民参与有限的状况，需要国家不断进行渗透动员，但这种渗透动员，未必有成效，此时，国家是否真正“强势”则不言而喻。进一步考察发现，“国家中心”观点仅关注国家利益，始终预设“国家在场、社会退场”，那么，所论证的“强势国家”，其实是预设了“无关利害、漠视消极”的社会，其结论并不足以让人信服，也无助于我们发掘国家能力。因此，要真正理解国家为何能够强势，关键在于了解社会为何消极，尤其当后者面临利害攸关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