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型社会资本和水平型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

（三）垂直型社会资本和水平型社会资本与 社区参与

社会资本可以从不同维度进行类型划分，例如，认知性社会资本与结构性社会资本、整合性社会资本与链合性社会资本。本研究中采取了垂直型社会资本与水平型社会资本的分类方式，这一分类与中国国家的强大与体制内力量对社会的深刻渗透这一特点具有一致性。

垂直型社会资本与水平型社会资本的区分源于联系纽带的方向的不同。在水平型社会资本中，社会资本源于横向的联系纽带；而在垂直型社会资本中，社会资本源于纵向的联系纽带，以及由上至下的社会资本构建行为。帕特南的研究强调了水平型社会资本积极的社会政治后果[29]。不过，垂直型网络与水平型网络的区分在意大利社会中可能很重要，但是在其他的社会可能并非如此[30]。这一点观点基于如下认识：社会资本的测量工具必须注意到文化的差异并且对其敏感，一种社会资本在一个社会是社会资本，但是在另一个社会可能不是。上述观点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强调要根据不同社会的文化背景来定义社会资本。事实上，中国文化与意大利文化在国家力量的重要性方面有着类似的地方，这也是垂直/水平的分类方式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原因。

那么，中国城市社区的垂直型社会资本与水平型社会资本是如何影响不同类型的社区参与的？我们认为，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的不同组合之间具有不同的关系（见表1）。

就体制化社区参与而言，1990年代以后的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进一步扩大了城市基层的垂直型社会网络，并利用这一类社会资本动员居民进入体制化社区参与的渠道中。此外，在以街道—居民委员会为核心的基层动员体制中，垂直型社会资本所能发挥的作用的大小，与处于垂直型网络节点中的各个行动者各自的横向的人际联系有关[31]。因此，除了垂直型社会资本外，水平型社会资本也对体制化的社区参与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就抗议性社区参与而言，尽管有研究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可能逐步减弱社会网络在抗议性地方集体行动中的作用[32]，但社会网络、集体认同、社区凝聚力等传统要素仍然是促成抗议性地方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例如，在城市社区中良好的社会网络对抗议性集体行动具有积极的影响[33]。因此，社区自身发育出来的水平型社会资本构成了抗议性社区参与的有利条件，对后者具有正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国家由上至下构建的垂直型社会资本具有加强国家对城市基层的渗透与社会控制的功能，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抗议性社区参与行为的出现。

在缺乏体制色彩和抗议性的公共型社区参与中，具体的活动参与者可能游离于以居民委员会为核心的动员网络之外，垂直型社会资本对其影响应该不大；但是，任何居民都居住在特定的社区环境之中，必然要受到社区自身发育出来的社会资本的影响。因此，以居民之间的横向联系为核心而产生的社会资本对公共型社区参与具有正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