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非”期间“强国家-弱社会”的制度根源

综观有关国家-社会关系的解释，有学者从国际体系视角，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的形成，认为“国家”对“社会”的主导，乃是一个国家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必然结果[75]。但为何处于类似背景下的国家，其“国家-社会”关系却迥然有别？有学者则从社会结构角度指出，有无“非国家行动者（non-state actors）”、社会阶级的联盟形态，以及社会集团的多元结构等社会结构特征，将决定国家权力能否顺利向社会伸展[76]。此外，还有从“国家-社会”关系角度理解“强国家”：当国家相对于社会，具备高度的“自主”和“能力”，国家与社会间的互动就会是“强国家”的类型[77]。上述观点，或忽视了国家的内在力量，或强调了社会结构的影响，或仅凸显了“国家中心”论，解释上有“循环论证”之嫌。

因此，调研中发现的“强国家、弱社会”结构让笔者看到了国家动员与回应的治理方式，但为何国家一旦有所行动，便能即时而充分地贯彻其意志呢？其根本原因恐怕在于国家权力的“制度基础”。笔者发现，在面临突发危机的过程中，国家往往必须借此展现并加强其合法性，国家极力伸展与强化的结果，则是把原先仅有的一点社会空间也吸纳殆尽了。可见，维护“强国家-弱社会”的关键机制在于国家对“认知建构”的控制与“参与渠道”的节制。通过上述“心理”与“结构”两项途径的掌握，塑造出“国家”绝对的权威，“社会”则因信任“国家权威”而退让。(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