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起：相逢何必曾相识

2005年以前，X市各小区基本处于“一盘散沙无组织、一无所有无经费，一门心思搭便车、一无所知易受骗”的维权困境之中。当时，X市共有约4 000多个物业小区，但仅有13.3%的小区成立了业委会，能够开展活动的组织不到1/3。这些业委会大多依靠小区内几个积极分子在维持运作。这些行动精英为成立业委会、开展维权行动奔走呼号、劳心劳力，承担了极大的人身安全风险[26]、政治风险和巨大的心理压力。业主维权的漫漫长路，使不少行动精英开始“力不从心”。

2003年做了一段时间的业委会后我发现还是有些力不从心，其他人固然有些好的想法，但是执行力比较弱，主要都是我这个主任在做。[27]

A先生是X市某小区的业委会主任。2002年，他率领小区居民追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28]；次年，其所在小区成立了业委会并推举A先生为主任。在行政申诉途径失败后，A先生在法院打响了“X市维修基金第一案”，并通过当地媒体对政府施加了舆论压力。之后，其所在小区与开发商展开了长达4年的利益博弈。但最后，法院终审裁定认为“此类案件应由行政主管部门前置处理为宜”。经历4年诉讼维权，A先生的维权之路又回到了行政申诉原点，其所在小区专项维修资金账户依旧为空，电梯维修问题悬而未决。作为维权领导者，A先生对自身所遭遇的失败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29]。这次诉讼“长跑”让他觉得身心疲惫并开始对业主维权失败的原因进行反思。(https://www.daowen.com)

无独有偶，在X市其他小区，还有不少行动精英和A先生有着相似的经历和遭遇，其中就包括了本故事的其他几位主角——B女士、C女士和D先生[30]。其中D先生是律师，他在代理A先生小区的案件时与A先生有长达4年的合作，两人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B女士彼时为某国企退休高级工程师、X市某小区业委会主任。1999年，其所在小区因临水临电问题[31]引发业主维权。虽然维权持续了4年之久才成立小区业委会，但B女士最终以业主联合谈判的方式督促开发商解决了水电供给问题；此外，针对拖延办理房产证问题，她率领业主以共同诉讼迫使开发商为其办理了房产证。通过解决这两件大事，B女士在业主中树立了权威。然而，业委会与开发商、物业公司的官司层出不穷，这令B女士感叹业主维权“太难”。C女士彼时为某国有公司退休经理、X市某小区业委会委员。2003年，由于其所在小区原业委会在处理物业公司问题上表现欠佳，以C女士为首的业主们向政府请求改选业委会。经业主大会决议，C女士等人成为新的业委会成员，并保留了原物业公司。C女士与物业公司合作的态度为小区带来了明显的物业增值收益。在这个过程中，C女士也深感以一己之力无法改变这种局面，也在迫切寻求志同道合之人。

在各小区行动精英们一筹莫展之际，A先生找到了他自认为的业主维权陷入困境的原因：业委会没有自己的娘家[32]。物业管理公司有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开发商有房地产开发商协会，业委会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业委会协会呢？2004年，A先生开始呼吁X市“有房（产）者联合起来，实现房地产交易市场的理性回归，改变利益博弈中的不利地位”[33]。经过“维修基金第一案”而名声大噪的A先生此时已经在X市业主中建立了一定的声望，并通过媒体得以广泛传播。当获知A先生准备发起成立X市业委会协会的时候，B女士、C女士和D先生立即加入其中，并逐渐形成了以A先生为核心的精英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