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与机制：高投票率的诞生
直到选举的当日，我们发现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不在于投票率是假的，而在于投票率太过简单抽象（数字表面上具体而其实最抽象），而选举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仅仅关注投票率，不免要错过选举过程中许多至关重要的事实。“投票率”把所有的投票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忽视了投票者的异质性，即他们的参与程度是存在差别的。在观察的基础上，我们把社区选举中的居民参与分为四个层次：（1）高度参与：不仅亲自投票，而且充当选举工作人员（或者扮演“反对者”的角色，对选举程序或候选人提出质疑）；（2）中度参与：亲自投票；（3）低度参与：委托投票；（4）不参与：不登记，不投票，或者登记但不投票，这也是一种参与形式[25]，因为他们的态度最终会在投票结果中得到反映。换言之，居民的参与是不均衡的，而投票率无法反映这种不均衡。实际上，亲自投票还可以细分为：（1）亲自到投票站投票和（2）在家里向流动票箱投票；委托投票可以细分为：（1）委托家人投票和（2）委托外人（积极分子、邻居、熟人）投票。在一定程度上，投票率是一个障眼法，我们必须先解构投票率，然后才能接近投票的真相。
我们必须考察：谁在投票？以什么方式投票？他们在什么地方投票？他们各有多少人？搞清楚这些问题，选举就走出了数字的抽象化陷阱，而成为一个饱满的有质感的现实。
几乎所有的社区都有一个选举仪式，L小区和H新村也不例外。L的会场（主投票站）设在老年活动室，可容纳80—100人，4个五星级楼组的选民在会场投票，共设15个票箱，会场内、外和小区门口各设1个票箱，另有12个流动票箱，每隔3个或4个楼道安置1个。H的会场设在S大学的礼堂，可容纳280—300人，楼组长、党员骨干在那里集中投票，其余的选民在居委会办公地点投票。
在投票现场，我们注意到，许多选民拿着多张选举证来“兑换”选票，少则三四张，多则二十余张。通过现场采访，我们发现：那些拿2—4张选票的人，他们往往都是“家庭代表”，也就是说，一个家庭通常只有一名成员亲自前来投票。我们问：“家里其他人怎么没过来？”他们的答复基本分为两种：一是“没空”，做家务或外出了；二是“一家人，一个人来就可以了，省得麻烦”。尤以后者居多。那么，这些选民如何决定选票的投向呢？绝大多数选民是在公开或半公开的状态下（往往是在工作人员的注视和指导下）填写选票的，工作人员（主要由党员骨干充任）对竞选人/候选人的介绍发挥了很大的作用。L小区的W书记告诉我们：
引导的方式方法，要巧妙，既要达到目的，又要……（6月）17日晚上（选举前夜），我给党员骨干挨个打电话，讲选举证、选民介绍的事，明天的选举靠你们了，你们自己了解吗？我一个一个解释，最终的决定权在他们，但你有义务向群众介绍竞选人的情况。如果他们不清楚，我就再解释一遍。那天我一直很晚才回家。[26]
在有的社区，工作人员甚至直接“示范”，“帮”选民填好第一张选票，然后让对方照葫芦画瓢，但有时候多个选民同时来领票，工作人员一时兼顾不过来，便出现了“独立选民”，他们往往倾向于按选票上的排名先后打圈，可能是因为预见到这种情况，有的社区没有按竞选人姓氏笔画进行排名，而是把自己中意的人选排在前面，把“陪选者”列在后面。总体来看，另选他人的情况在各个小区都比较少见。在H新村，我们访问了一位刚刚投完票的老先生，他是S大学的退休教师，他投了两票，另一票是老伴的，我问他选人的标准是什么？他回答说：“我选的就是原来的居委会成员，另选他人没有用，选不上，到时候，你投一票，也张榜公示了，人家会脸红，怎么就一票。所以干脆不要另外选。”
如果说一家人到投票站比较麻烦，那么，流动票箱上门的情形又如何呢？我们跟随一个楼组长挨家挨户给选民发选票，路上遇到一些居民外出买菜或办事，楼组长便笑着打招呼：“出去啊，先把票投了吧！”对方十有八九回答：“我家里还有人。”我们发现，流动票箱仅仅有助于提高家庭的投票率，而没有改变以家庭为基本投票单位的状况。一方面它最大限度地降低选民的投票成本，足不出户、举手之劳；同时又增加了选民与选举工作人员（通常彼此是熟人或“半熟人”）面对面的接触（face-to-face interaction），不投票就会驳后者的面子，从而提高了不投票的成本，所以在家的人基本都会选择投票，只有极个别人以不熟悉候选人为由投弃权票，而这在工作人员看来就等于不投票，很不悦地对我们说：“你看这素质”；另一方面，几乎所有家庭的选票都是由一人填写的，在填写过程中，也不见他们征求其他家庭成员的意见；相反，他们更倾向于问楼组长或选举工作人员：“侬觉得谁比较好？”然后，楼组长就会按照总支书记的宣传口径对竞选人进行介绍，他们则依样画葫芦，投票就这样完成了。(https://www.daowen.com)
这使我们意识到，尽管实行的是“海选”，但最基本的投票单位却是家庭而非个人。为了验证这一推测，事后我们在L小区访问了50位居民（我们假定他们代表50户家庭），其中23名受访者（其中5人是积极分子，4人家中至少有一名积极分子）表示，他们家里的选票是由一人“全权负责”，而这个人通常是家庭中较年长的女性；有3人是夫妻双双去投票的（夫妻都是党员、积极分子）；有15人是委托楼组长、党小组长或邻居代为投票的（如果其邻居是积极分子，按积极分子计，这样，委托积极分子投票的有12人）；3人（及其家庭）没有参与投票；6人表示不清楚[27]。在这50户家庭中，有近半数（46%）是以家庭为单位投票的，积极分子也不例外，除非夫妻双双都是积极分子；同时，有12户家庭是委托积极分子投票的。这样一来，有24户家庭（48%）的选票掌握在积极分子手中。
正如访问结果所显示的，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会有人来亲自投票的，还有一部分家庭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或不愿意投票，他们往往会委托其他人代为投票，社区中的积极分子（譬如楼组长、党小组长、党员骨干）就是他们的首选委托对象，因为他们是通过积极分子才知道选举这回事情，选举的前期组织工作也主要依靠积极分子完成的，而他们平时跟积极分子也比较熟悉。选举前夕，由于担心有人弃权，积极分子还会进行动员，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确定自己不愿或无暇投票，就会顺水推舟，委托积极分子投票。对于选民而言，他们既节约了选举成本，又给了积极分子面子，避免因弃权而带来的不投票成本——在许多居委会“干部”和居民看来，弃权行为是不支持居委会工作的表现（缺乏公德），是对积极分子们辛勤劳动的“辜负”（缺乏私德），“损人不利己”，因而是不近人情甚至不道德的。须知，在中国这样一个情理社会[28]中，“一个人如果不能做到礼尚往来，或者不能将心比心，就要被人看作不道德，违反了人情”[29]。相比之下，委托投票只是一句话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对于楼组长而言，投票率不仅是评选星级楼组的一个指标，也是衡量自己工作能力和群众基础的一个尺度，因此他们很乐意接受委托，甚至主动提出“帮”他人投票。
在H新村，一位积极分子颇为得意地告诉我们，她一共投了26张票。在她看来，这表明了群众对她的信任，她大概不知道，根据选举规则，一个选民最多只能接受3个人的委托。另外一位楼组长对选举规则似乎更加了解，她告诉我，她所在楼组有3户人家委托她投票，都出具了委托书。我问：“那他们有没有告诉你，他们打算选谁？”她回答说：“他们都说，侬选啥人，我就选啥人。”积极分子一般会亲身参与投票，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或不愿到场的居民就委托他们代为投票，但往往都没有表明自己的投票意向，而是慷慨地赠予了这一权利。也就是说，一个积极分子实际上拥有多张选票，我们姑且称之为“复票权”。这与英国历史上的“复票权”不同，积极分子的“复票权”不是国家赋予少数精英的法定权利，恰恰相反，这在很大程度上有悖于国家的规定，它是选民自愿赋予的，是一种多方合谋的变通行为：一部分选民借以逃避“义务”，积极分子以此来支持自己居委会的工作、为圈内人助选——我们常常看到积极分子与相熟的竞选人/候选人热情地打招呼：“我刚刚投了侬的票。”或者更直白地说：“侬当选肯定没问题的，我们都支持侬。”党总支（及其支配下的选委会）/居委会（上届居委会在选举程序启动后便告解散，但仍照常工作，名亡而实存）则乐于借此实现高投票率和选票的集中[30]，而政府“双过半”的规定正好为这种行为提供了制度性的激励。
正是这两种投票机制的存在，使得社区“海选”获得了很高的投票率。由于存在“一人多票”现象，所以实际的参选人数远远没有投票率那么高。这个投票率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幻的。说它真实，是因为它确实是由投票产生的，而且没有人质疑它的合法性；说它虚幻，是因为它掩盖了相当一部分选民不投票的事实。
在L和H两个社区，受客观条件所限（L小区的流动票箱太多而我们人手太少，H小区的居委会投票站过于拥挤难以观察），我们没能统计出委托投票的精确数值，只能大致推断每个选民投3—4票（含本人的选票）。这个遗憾在另外两个社区得到弥补，一个是P区的X新村，另一个是B区的Y小区。X新村是新建不久的高档商品房社区，实行的也是“海选”，共设2个投票站，我们对整个投票过程进行了“实时监控”，发现共有314人前来投票（我们假定不存在重复投票的情况），最后回收选票2 401张，平均每人投出7.64张选票。Y小区是一个单位社区，其居民以某著名国有大型企业的职工为主（其中许多人是当年筹建企业时从外地调入的），此次实行“直选”，这个小区也是我们的个案中唯一提供物质激励的，每个选民在投票后可获得一块香皂和一条毛巾（价值约3元钱），我们统计了其中一个投票站的投票情况，大约110人投出了170张选票，平均每个选民投1.55票。保守估计，整个小区的人均投票数不会超过2。
在L、H、X、Y四个社区，虽然都存在“一人多票”的现象和前面所说的两种投票机制，但委托投票的程度是存在较大差距的。我们猜想，这可能跟社区类型和选举的组织策略有关：L、H是老式公房居民区，历史较长，组织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相对发达（L更多依靠党组织，H更多依靠楼组长），可归为“半熟人社区”，它们同时还是老龄化社区，而老年人既有社区认同感，又有闲暇，L小区还设了大量流动票箱；而X新村是商品房社区，邻里交往很少，正式的组织网络和非正式的关系网络都尚未发育，陌生化程度很高，“社区”色彩最淡，居民又以年轻的白领为主，按照居民区支部书记的说法：“他们经济水平高，文化层次高，对居委会基本没有什么需求；再说，他的收入高，你的收入低，根本就看不起你。”Y小区是我们观察的个案中委托投票率最低的，其原因可能在于：单位社区使得居民间的业缘关系发达，小礼品提供了选择性激励，投票站设在小区门口方便了居民投票，第一代移民与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之间的派性政治可能也发挥了作用（双方都想把“自己人”选上去）。至于这些推测能否成立，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