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论

框架（frame）是西方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性的分析概念。按照斯诺（D.A.Snow）等的定义，框架是“一种有助于在行动者的当下及过往背景中识别目标、情境、事件、经历和行动的轻重缓急的解读框架（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1]。框架分析体现了社会运动理论的“文化或建构主义转向”[2]，它建基于戈夫曼（Goffman）的象征互动理论，同时也从格尔茨（Geertz）、葛兰西（Gramsci）和鲁德（Rudé）等关于意识形态或文化霸权的研究传统中汲取了诸多理论资源[3]。总的看来，它强调了有别于实体性资源的观念和话语在集体行动中的关键作用，力图论述社会运动组织是如何通过社会互动和意义的生产，从而获取其他行动者对其目标的主观认同和行动参与。经由甘姆森（Gamson）、斯诺和本福德（Benford）等学者的理论拓荒[4]，框架分析与基于理性选择和组织理论发展出来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等理论一起，共同丰富了对现代社会中集体行动和动员机制的认识[5]。

尽管框架理论已经在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现有文献大多着重于社会与政治抗争现象，鲜有在国家动员社会的领域中考察框架整合的经验模式。我们认为，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也包含着集体行动的一般机制；建制内的政治行动者也可以是框架主体，考察这种国家主导型的框架结构与过程，不仅可以拓展框架理论的适用性，探索框架过程可能存在的另类影响机制，而且可以从理论上深化对此类集体行动的性质及其动力的理解。

我们的研究通过中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直接选举的实施和动员过程来探索这些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居委会已历经多次实验性的直接选举，选举的规则和规模都得到了新的发展[6]。迄今为止，学界对选举的性质和影响的理论认识仍呈分化的态势：有的学者认为选举的目的是重建国家对城市社会的控制能力，强化其统治正当性[7]；也有学者则肯定民主选举所可能产生的“政治赋权”“权利意识”“社区归属感”和“社会资本培育”等社会政治效应[8]。不过，已有的这些研究很少把选举作为一种政策实施过程来研究，因而忽略了选举动员所包含的微观机制。实际上，伴随着城市居住模式的变化以及城市居民自主性提升，在基层政治过程中，传统的政治指令日益举步维艰，社区选举的动员机制也日趋复杂化。因此，选举动员面临的实质性挑战，乃是如何在不同的选举实施阶段中，策略性地动员社会行动者的参与。在这个意义上，居委会选举是一个极具理论相关性的集体行动现象。对于框架分析来说，它所蕴含的理论问题包括：谁以何种方式创造了选举动员中的框架？框架整合是如何进行的？它又是如何激发了更大尺度的居民参与行为的？(https://www.daowen.com)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我们纲要性地回顾“框架分析”的相关文献，并着眼于动员网络的特征与框架化之间的关系，推导关于国家主导型动员政治中框架过程的理论命题；其次，基于上海市2003年银杏居委会换届直接选举的案例研究，我们着重探索其框架结构与过程的经验模式，重点在于描述选举委员会及其所凝聚的动员网络是如何扩展的，这一网络在不同的动员阶段中又是如何对选举的意义进行表述、策略性地整合各种政策和社会话语，从而完成选举动员的任务的；最后，文章讨论和反思了这些研究发现及其一般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