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产权和政治积极性

在政治哲学和社会科学中有一个长期的理论传统，即认为是否拥有住房产权会影响到人们的政治行为。在保守主义者看来，拥有私有产权的公民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也会更加理解和支持民主政治的原则。在这方面，英国著名政治家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提出的“基于产权的民主（property-owning democracy）”概念就代表了西方保守主义阵营对人类社会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也有类似的观点，“政治吸纳理论”认为，住房所有者比住房租赁者会更加积极地参与主流的政治活动，也会对公共经济和社会事务持更加保守的政治态度[6]。根据哈维（Harvey）的观点，资本家应对工人抗争的策略之一就是给予他们住房产权[7]。“政治资产阶级化理论”也认为，当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变得越来越富裕并习得了中产阶级的消费习惯和价值观念之后，他们开展阶级斗争和政治反抗的意愿就会相应降低[8]。

然而，经验研究的结果有时却并不支持上述观点。例如，伦德奎斯特（Lundqvist）发现，与保守主义的传统看法不同，住房所有者并非一支典型的民主化力量，除了拥有更多的政治知识和更多的政党参与率以外，他们并不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具有公民性或更民主[9]。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所做的其他经验研究还表明，虽然住房所有权与参加志愿团体、参与地方政治和在美国、加拿大等全国大选中登记选民等行为存在相关性[10]，但它与参加政党或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等行为却并不存在关联[11]。不仅如此，凯默尼（Kemeny）还曾提出了一个竞争性的理论，认为住房所有权不仅不会促进人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性，相反却会使人们更加局限于私人家庭生活[12]。同样，有关住房所有权会导致政治保守性的理论，支持和证伪的经验证据也同时存在[13]。

之所以有上述相互竞争的理论和相互矛盾的发现，部分原因在于研究者对政治积极性这一概念的定义和操作化存在差异，尤其是对于国家层次的政治活动而言。解决的方法之一是，正如普瑞特（Pratt）所评论的那样，系统地调查“在每一个特定的国家背景下……住房产权与一系列政治态度或活动之间的关系”[14]。但即使如此，仍有一个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住房所有者的地域分布如此之广，他们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对于他们日常生活可能没有多大关联的国家政治持同样的态度和行为模式？其实，如果将住房产权对个体政治积极性的影响局限在较低的社区或邻里层次，已有经验研究的结果就相当一致了[15]。帕塞尔（Purcell）进一步指出，既然业主总是按照一种邻里空间的思维图式来感知、界定和动员社区行动，那么他们的行动积极性就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空间或地域政治[16]。这一思想在一系列有关美国洛杉矶社区运动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好体现，这些研究都发现，住房产权在居民的政治认同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17]。(https://www.daowen.com)

如果将研究定位在社区层次上，还能够进一步保证住房产权对个体社会行为产生影响的深层逻辑和因果机制。业主和租客之间存在两个根本性区别：其一，业主拥有物业的产权，这是一种经济权益；其二，业主的居住流动性更低，因为购买/售出物业所发生的交易成本比租赁房屋所发生的交易成本更高[18]。因此，业主比租客更有动力去参与政治和社会行动，以抵御或减少物业所可能遭遇的贬值风险。如果这种因果逻辑成立，那么显然，住房产权与政治积极性之间的关联在社区层次上会比在国家层次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社区政治的变化对物业的影响更为直接。

上述关于西方学术界有关文献的回顾，明确了需要将个体行动者基于住房产权的政治积极性置于较低的社区层次而非宽泛的国家层次来进行具体研究和讨论的必要性。换言之，我们将集中关注住房产权和参与社区政治的积极性之间的关系。这恰好也与本文探寻住房私有化是否以及如何促进城市居民参与基层社区草根民主的研究初衷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