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改革的政治后果：观察“政治功效意识”与“社区归属意识”
本研究将透过中国大陆城市社区换届的直接选举，就“政治功效意识”和“社区归属意识”两层面，借此蠡测当前“居委会选举”所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本文所谓换届选举的直选，是指符合社区选民资格的每一位选民直接提名、票选社区居委会成员。其关键在社区居民的每人一票，因此不同于之前由社区居民代表（包括户代表）所进行的间接选举[39]。由于居民代表投票的方式，控制与动员相对容易，因此，对主导换届的党政干部而言，直选所涉及的动员能量，与间接选举不可同日而语。对此，我们可以从一项2000年上海民调的结果中，清楚观察到：一般居民既不在乎也不特别支持居委会直接选举[40]。
此外，中国并未全面推行直选，故其城市基层选举，同时可见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一般而言，只有组织情况良好、社区矛盾较少的社区，才被允许实行直接选举[41]。结果各地政府均以提高直选率相标榜，因而产生加码攀比的毛病。例如，上海2006年的换届选举，市层面预设的直选比率是40%，到区层面就加码到50%，到了部分街道，指标更上升到“全面覆盖”[42]。
本文之所以从“政治功效意识”和“社区归属意识”入手观察，其思路如下。首先，就政治功效意识而言，如戴尔蒙德（Diamond）所指出，19世纪以降，涉入第一波与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的各国，都是在受限选举的持续与扩张中逐步过渡到现代民主国家[43]。换言之，即便属于有所控制的选举参与仍将可能逐步侵蚀（erode）民众对威权政体的服从习惯，提升民众能力与功效的意识。当然，若能不断重复实践此类受控制的选举，将更能创造出具有经验、自觉、且能自我主导（self-direct）的选举参与者。此外，政府官员也通常会迫于选举压力，对选民有更具体的响应[44]。
就相关经验研究言，芬克尔（Finkle）曾于1985年、1987年对美国及联邦德国的选举进行研究，发现投票参与明显有助提升选民的功效意识，让选民认为自己更有能力能去影响政府，同时发现选举参与也能提高参与者的政治能力[45]。此外，史天健研究中国人大选举的投票参与，也发现即便深受限制，选举制度仍能促成投票者以“参与投票”作为平衡策略的意识，终而提高投票的政治效益[46]。总言之，动员参与和选举制度相结合的后果，往往有助于参与者增强其对政治过程的理解，并提升其对选举功能的认识[47]。但中国大陆的城市基层选举是否同样发挥此类功能，是其他研究所未涉及的，也正是本研究之主题。
另一方面，目前的城市基层选举是否有助强化居民与社区的联系，促成居民社区认同与归属的意识？这又是另一项关键问题。所谓社区认同，根据孙立平的看法，是“将这个社区看作是自己的，对这个社区有感情的投入。……这是社区的最基本的基础，也是将社区与社区成员联系起来的最基本的纽带。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国社区发展中存在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社区成员对社区的认同感普遍偏低”[48]。换言之，“社区归属感也许是社区发展最为宝贵的资源。当社区成员普遍具有较强的社区归属感时，［居民］自治……就会变得容易开展”[49]。
社区归属意识虽然十分重要，但相关研究较有限，其中徐勇调查发现，透过社区活动的参与，将促进社区居民的相互了解和沟通，由此建构对社区事务的共同关注和社区疆界的情感认同，以克服城市作为“异质型社区”的冷漠和疏远[50]。部分研究同样指出，选举过程中的选民登记、候选人推荐、直接投票等动员式参与的程序，创造出极多频密的互动机会，帮助居民了解社区，从而提升个人的社区情感和向心力[51]。
对此，比较具体的个案研究同样来自徐勇的研究，根据其对广西武鸣县的社区直选观察，尽管一般社区成员更关心其自身利益，一旦参与居委会的选举过程之后，便为社区利益优先的氛围所包围，其投票行为转而取决于社区公共利益的所在。而主导选举的居委会干部，也因为社区选举的举办对社区环境产生更深刻的关怀，改变过去唯遵上意行事的作风，同样强化了居委会主事者对所处社区的认同[52]。换言之，选举参与的影响，同样发生在居民与干部两个层次之上。而透过选举参与的持续与扩张，逐渐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驱动力量，改变昔日由上而下的单向领导模式，形成政府管理与居民需求的上下平衡，刺激干部、居民双方对本乡本土社区的认同。
综合上述，吾人对于现存城市基层选举影响的评估，固然必须考虑国家的强势主导和动员参与，但却也不可忽视居民在选举参与过程中所可能培育、激发的功效意识与归属意识，此种参与意识的逐步壮大，将可逐步强化基层社区的架构与能量，成为由下而上发展基层社会、民主政治的潜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