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政治中的框架整合

与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其他理论范式不同，框架分析视“集体行动框架（collective action frames）”为独立的影响因素，它不仅指涉个体的认知过程，而且能在情境互动中生成事件或文本的组织理念，这种组织理念通过刻意强调事件的某个面向及象征意义，有助于在动员过程中转换和锁定某种社会价值，进而影响人们的行动取向。具体而言，框架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核心任务：（1）对某种事件或社会问题的诊断；（2）关于所诊断问题的解决之道的陈述和提议；（3）对参与集体行动的呼吁或论证[9]。鉴于受众和其他行动者在诠释事件时，也会加入自己的解释框架并组建事件的另类意义。因此，社会运动组织需要通过框架的策略性互动，尤其是“框架整合（frame alignment process）”来连接与公众以及其他潜在参与者的信念或价值观，以产生共鸣并激发行动上的支持：连结点和共鸣越多，参与者就越能认同其诉求，追随其行动[10]。在这个意义上，框架分析就是对框架整合过程的分析，它契合了克兰德曼斯（Klandermans）所谓的“共识动员（consensus mobilization）”[11]，亦与政治沟通研究中的“公共议程设定”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12]。

框架理论已在各种领域的社会政治运动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民权运动到所谓的邻避动员，再到反堕胎运动和反核武器运动等[13]。在从这些文献中可见，框架过程——即便不是资源动

Strategies：Creating Solidarity and Framing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Social Problems，1998（45），pp.160-179；邻避运动参见Ronit Shemtov，“Taking Ownership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How Local NIMBY Groups Expand their Goals”，Mobilization，1999，4（1），pp.91-106；反堕胎运动参见Dawn McCaffrey and Jennifer Keys，“Competitive Framing Processes in the Abortion Debate”，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2000，41（1）；反核武器运动参见Robert D.Benford，Framing Activity，Meaning and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The Nuclear Disarmament Movement，Ph.D.Dissertation，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1987；Robert D.Benford，“Frame Disputes with in the Nuclear Disarmament Movement”，Social Forces，1993（71）， pp.677-701；R.Koopmans and J.W.Duyvendak，“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Nuclear Energy Issue and Its Impact on the Mobilization of Anti-Nuclear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Social Problems，1995（42），pp.235-251。在中国政治研究中，也有学者开始运用框架理论来解释一些社会群体的集体行为和动员政治，关注情感、阶级观念、集体记忆和传统文化等建构型要素是如何在动员中得以再造并发挥作用的，参见Elizabeth Perry，“Moving the Masses：Emotion Work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Mobilization，2002，7（2），pp.111-128；Guobin Yang，“Achieving Emotions in Collective Action”，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2000，41（4），pp.593-614；Feng Chen，“Privat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in Chinese Factories”，The China Quarterly，2006（18），pp.42-60。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的替代理论，也是认识社会运动生成机制的一个有益补充。的确，正如斯怀德（Swilder）所言，在非稳定境况（unsettled lives）下，人们往往会被新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所吸引[14]。而且，当集体行动没有被很好地组织起来，文化工具箱（culture tool kit）对行动的意义就显得相对重要，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更可能灵活地运用现有文化，甚至创造出新的文化因子[15]。

毋庸置疑，框架分析也因定义和逻辑推理等问题招致诸多批评[16]，尤其是如何区分框架、意识形态和话语的关系[17]、如何辨析框架的动员效果[18]、避免“描述性偏见”和“精英偏见”、确定其边界条件并找到反例等[19]。与此相关，我们试图提出如下两个新的评议。其一，框架理论往往局限于自下而上的抗争和动员领域，把运动组织领袖视为当然的框架主体，但很少把建制行动者作为框架主体来考察。实际上，在现代政治过程中，政党、利益集团、媒体和政府组织也都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动员，并针对特定的议题进行框架建构[20]。扎夫斯托斯基（Zavestoski）等对纽约地区环保运动动员机制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发生在1999年罗德岛的河流污染问题之所以没有引发成功的社区动员，原因就在于政府官员积极地进行了议题框架（issue framing），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制度性框架（institutional framing）”塑造了媒体的报道，从而成功规避了社会运动的挑战[21]。其二，关于框架整合的动力机制，已有的解释并不充分。斯诺和本福德提供了一个具有某种循环论证色彩的分析路径，他们认为框架源于共享的个体经历。同时，要成功动员参与者，动员者就需要在框架过程中细分并运作三项任务：（1）用以确认问题和归咎对象的“诊断框架（diagnostic framing）”；（2）用以提供问题的方案、建议和策略的“处方框架（prognostic framing）”；（3）用以论证行动合理性的“动机框架（motivational framing）”。对于框架整合来说，框架与更大尺度的信仰系统的关系以及框架与参与者的互联性（interre latedness）也极为关键：越强的互联性便越可以放大框架的动员效能。[22]这意味着，一旦框架具有这些规范特征，并且能够按照如上原则得以建构，社会运动组织就可以通过框架整合来实现既定的目标。

鉴于一个特定的框架可能被相关的框架所塑造，塔罗（Tarrow）从社会运动周期和主框架（master frame）角度，考察了框架整合的可能性[23]。所谓主框架，就是在一定时空内发生的诸多社会运动的共同主题，它体现了一个时期的主要的意识形态思潮。在其对美国民权运动的杰出研究中，麦克亚当（McAdam）发现，民权运动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抗争主框架，这种主框架所强调的“公民权利”意识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妇女解放运动、同性恋运动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动员的文化工具[24]。马丁·路德·金作为运动领袖，其权力毋宁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它部分来自南方黑人浸会教传统（black Baptist tradition），也根植于美国注重平等的政治文化母体，而此后的各种动员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一民权观念的基础上。麦克亚当还进一步指出，在一个社会运动周期内，主框架要得以扩展并实现共鸣，取决于最早使用这一框架的运动组织者是否能够成功。其他相关的条件还包括：最先创造框架的运动组织是否与后来者之间具有有效的信息沟通并具备组织目标上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当然可以通过大众媒体得以实现，不过，运动组织者与始创运动组织之间的直接的个体联系可能更为重要。[25](https://www.daowen.com)

关注文化在社会动员中的影响力的其他一些研究，还强调了框架整合的制度和组织因素。康菲尔德和佛莱舍（Cornfield & Fletcher）在对美国劳工联盟的动员政治的研究中，发现美国的代议制度系统地塑造了社会运动的“多元组织场域（multi-organizational field）”，从而影响到劳工联盟的框架延伸和立法议题构建[26]。芮斯和纽康比（Reese & Newcombe）基于福利组织的集体行动框架研究认为，社会运动组织的意识形态在与政治及文化环境的互动过程中能否发生工具性的整合，取决于其组织本身的意识形态的品质[27]。赵鼎新也看到，框架化过程研究有必要将大众的解释模式与特殊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他系统梳理了政体性质和文化文本创造性运用之间的关系，认为不同政体类型下，社会组织能力存在很大的差异，由此决定了文化建构行为的重要性程度。[28]框架整合不仅仅与既定的“解读图式”或主框架之间的关系有关，还必须考虑既有的政治制度背景——后者的结构性特征可能会塑造某些文化解释框架在动员过程中的有效性[29]。

不管是强调文化、意识形态的力量抑或强调制度的力量，已有视角对于本文所要研究的自上而下的动员政治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在肯定这些作用力的前提下，我们把框架整合和动员结构本身联系起来，认为在框架整合的过程中，动员主体所嵌入其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可能更为重要。社会运动理论中的网络分析已经指出了社会网络的重要性，而且指出了不同的动员网络会对运动的结果和产出带来影响[30]。亦如欧莉文（Oliver）等人对社会运动中“关键群体（critical mass）”的研究所强调的，作为一种动员网络，关键群体能够在其他人不愿意加入的情况下也有旨趣进行动员，并且付出必要的社会成本[31]。关键群体形成了一个互相勾连的集团，而其他的参与者则依附于这一高密度的积极分子网络[32]。正是这样的网络层层递进地揭开了集体行动的帷幕，并生产出集体福利。据此，我们进一步推测的是，框架化过程有赖于特定的动员网络结构的形成。动员主体的跨越制度边界的、散布性的结构特征，可以扩展动员幅度，更好地综合各种竞争性的解释话语，从而更容易达成共识并实现框架整合。反之，如果动员主体同质性程度和自主性程度过高，无法嵌入于更大尺度的社会结构之中，那么动员主体和被动员对象的社会交互空间就会趋于狭隘，加大框架整合的难度。在这个意义上，框架化过程和动员网络的形态扩展是相伴相生的。

如前所述，我国城市居委会选举动员和框架理论具有不言而喻的相关性。首先，在居委会的选举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由选举委员会及其所联系的政治积极分子所组织起来的动员力量，以及由普通居民构成的被动员对象。在新兴的商品房居住模式中，由于居民和居委会组织的相对微弱的利益关联，由此使得动员性参与（mobilized participation）成为必然。其次，选举动员过程具有鲜明的阶段性，从选民登记到候选人酝酿再到投票环节，选举的组织者需要持续地吸纳居民的参与，这种阶段性的选举动员和社会互动，为我们详细观察动员过程的框架创制和延伸过程提供了一个自然的研究场景。总之，正如我们所要刻画的，居委会选举动员包含了非常独特的微观动员和框架模式。本文的案例分析试图在理论上丰富对框架整合机制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