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近年来，有关中国城市基层研究的成果颇丰，其中多以“国家-社会”为分析框架[1]，且得出“强国家-弱社会”的结论，即认为中国在推动“社区建设”过程中，作为“行政末梢”的街道/居委会等过于强势，居民自发参与、社区自我组织则都相对有限[2]。究其原因，学者大多认为，问题在于：从居民的角度看，社区组织究竟是否与其相干。换言之，在城市改革过程中，居民大多从“单位人”转化为“社会人”，而非“社区建设”所努力创造的“社区人”，在现行“街居体制”下，社区既未满足居民的主要需求，也无关居民的核心利益[3]，居民与社区的关联不大，乃任由国家主导社区建设，导致“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

可是，一旦攸关居民切身利益，中国城市基层是否还能维持“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我们知道，“国家”与“社会”是相互塑造、彼此制约的关系[4]，“国家能力”受其嵌入的“社会”所不断节制与塑造[5]。换言之，“强国家”往往是“弱社会”的产物，因此，前述“强国家-弱社会”格局的形成，关键可能在于“弱社会”。进一步观察发现，居民自治意识淡漠、组织松散的“弱社会”可能肇因于社区组织与多数居民间不存在明确的利害关系。以推动居委会直选为例，居民之所以事不关己、被动参与[6]，原因在于“直选”基本是上级交付、国家推动，初衷在于“通过强化基层治理能力、重塑政权的统治合法性”[7]，但不少居民却觉得“谁来负责，关系不大”，所以采取了被动、消极的态度[8]，终以“国家主导、社会弱化”收场。

可见，社会强弱所系的居民态度与其所涉议题有关，倘若攸关个人切身利益，居民恐怕未必被动消极，社会也未必“弱势”，城市基层“强国家-弱社会”的结论恐怕也未必成立。因此，一旦涉及居民核心利益，国家-社会关系会如何演变，国家是否仍能强势主导；若仍维持一贯强势，其所凭借的制度基础又是什么等诸多议题值得探讨。

本文以2003年春夏之交上海社区抗击“非典”事件为例[9]，观察突发事件发生期间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借此探寻国家权力的制度根源[10]。研究的经验资料主要来自对社区干部和居民的访谈内容、社区研究专家的意见，以及对上海两个社区系统调研的资料。笔者参考“极大差异抽样”的方法，选取了上海MH区GM街道PY居委会和YP区KJ街道KS居委会为调查点。其中，PY居委会所在的社区是为新建中高档商品房社区（2003年年初开始居住），居民以白领居多，平均学历较高、经济条件较好、居民背景相差较大；虽然居民彼此不熟识，但自发维权意识较强。KS居委会为“售后公房”类型（原属租赁公房，房改后出售给承租人），经历年的产权置换，居民大多为拆迁户，以中老年的上海本地人为主，大多数居民相互熟识；住房面积小、总价低，社区整体经济条件欠佳，文化同质性强，自发维权意识总体不强。(https://www.daowen.com)

笔者采用“极大差异（maximize variation）”的研究设计，试图降低个案有限所导致的“选择性偏差（selection bias）”。在调研过程中，我们通过深度访谈，多次访谈曾负责“抗非”任务的居委会主任、每个社区2—3位居委会干部和2—3位楼组长，以及经历“非典”的社区居民。其中，访谈“抗非”期间曾经参与、观察社区动员的其他居民，以核实来自社区调研所获得的信息。

研究发现，虽然“非典”关系居民生命安全，不容漠然视之，但社区“抗非”动员仍然完全由“国家”主导，不论哪个社区，都同样由街道-居委的楼组干部/积极分子组成一个庞大的“行政网络”，承担了主要的“抗非”工作；相对的，社区居民既未自发参与，也很少自发组织，部分社区积极分子参与的“抗非”也基于居委会的组织动员。换言之，即便遭逢空前危机，与居民的利害攸关，国家反而更依赖于强大的动员能力渗透社会，从而加强其改造社会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