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的矛盾与人类的“相互依存性”
从当代境遇来看，《共产党宣言》世界历史理论的双重逻辑在同一性的基础上更多地发展出二者之间的对抗性。这集中表现为，资本逻辑的自我增殖趋势与民族国家逻辑的自我维持趋势之间的对立统一。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之间的对抗性，是全球混沌、世界冲突的根源之一，同时也凸显了全球治理、人类共同命运等问题的重要意义。
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的矛盾，在全球规模上主要有三个重要表现。从社会空间上看，资本逻辑推动社会生产总过程进行全球扩张、跨越界限的趋势和民族国家捍卫领土界线与权力垄断的要求之间发生着矛盾。具体来看，资本支配的现代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总过程具有克服一切自然限制与社会限制的趋势，力求突破特定民族国家的领土界限在全世界范围内活动。这构成了全球化进程的内在根源与基本动力。资本逻辑的全球布展，形成了日益广泛深化的国际分工体系和世界市场，强化了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普遍依赖。世界市场激发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非国家力量的兴起，不断推动“经济的非领土化”效应。由此，跨国资本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权力界限，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权力垄断，迫使民族国家进行一系列结构性、功能性的调适。
从社会结构上看，资本逻辑全球布展的权力支配结构与民族国家维持内部社会结构稳定性的要求之间发生着矛盾。资本全球化具有整合世界的文明同化作用，同时还包含着分裂世界的“中心—边缘”机制，引发民族国家内部结构不断地建构与解构、危机与悖论。一方面，资本全球化进程不断地传播文明、同化世界，在各个民族国家之间、民族国家内部形成普遍的“利益捆绑”与“文明同质化”。全球生产方式的一体化趋势进一步推动了生活方式的一体化，而这又构成了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世界同质化的物质基础：“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6]由此，整个世界被愈益严密地组织到全球性生产体系之中，从而呈现出文明各个层面的同质化的趋向。另一方面，资本主导的全球“一体化”并未实现世界的共同发展，而是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利益分化”与“全球分裂”，进而诱发民族国家内部的结构性分裂。资本所到之处，“统治-被统治”的二元结构和权力支配关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资本推动的全球现代性呈现出地理空间上的不平衡发展结构，民族国家内部的断裂差异格局与全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断裂差异格局具有显著的“同构性”。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洞见的：“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7]具体来看，这种资本全球化的“同化—分裂”逻辑集中表现为民族国家外部和内部的一系列“中心—边缘”支配结构的不断再生产过程。第一，从发展的空间结构来看，资本全球化在资本的“母国”内部不同阶级、不同生产部门、不同地区之间制造了一系列不平等的发展结构，并进一步将这些不平等发展结构复制、移植到各个民族国家之中，改造、取代和置换这些国家传统的支配关系，并重塑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第二，从发展的时间结构来看，资本全球化在不断突破传统的政治等级、经济秩序和文化樊篱的同时，又在各民族国家内部与各民族国家之间不断构建出新的等级秩序和文明差异。这种差异结构表现为发展程度的巨大对比和落差，表现为现代与前现代、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发达与不发达、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之间的巨大断裂，以致发展为征服与服从之间的统治关系。
从社会行动上看，资本逻辑激发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趋势与民族国家捍卫其政治秩序稳定性的要求之间发生着矛盾。《共产党宣言》集中呈现了资本全球布展所引起的阶级斗争剧烈化的“两极对立”趋势。整个世界的传统政治等级都被普遍的阶级化所置换。无论在民族国家内部与外部，多种多样的等级、阶级都向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方向上发生分裂。虽然与《资本论》《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更为复杂具体的阶级分析相比，《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分析相对比较简单化，但却把握住了资本逻辑所推动的阶级斗争白热化的基本趋势。第一，《共产党宣言》通过资本逻辑的全球化来把握世界市场基础上民族分隔、国家对立日益消失的趋势：“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8]第二，《共产党宣言》还论及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民族国家斗争的关系问题，并且将民族国家间斗争的解决，归结为阶级斗争问题的合理解决：“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失。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1]由此可见，《共产党宣言》主要是从资本逻辑与阶级斗争的视角来理解民族国家间斗争的，并进而触及资本逻辑所激发的阶级斗争剧烈化趋势与民族国家捍卫政治稳定与社会秩序的要求之间的矛盾。虽然这一矛盾并未深入展开，但从当代语境来看，《共产党宣言》揭示的这一问题尤为重要，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可见，世界历史的内在矛盾可以归结为，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的对立统一产生出一种悖论性结构：人类在表象上的漠不关心、利益冲突的状况与人类在实质上已经相互依存、命运攸关的状况之间的对立。换言之，《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世界历史意味着，自在意义上的人类相互依存性、利益相关性、命运共同性的不断形成趋势；而这种自在的人类共同性本质却恰恰表现为自为意义上的人类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相互分隔、利益冲突与殊死斗争。进而，自为层面的阶级斗争与民族国家间斗争，又助推全球层面的普遍交往，从而推动着自在层面的人类相互依存性的发展。由此，世界历史的内在矛盾便构成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动力和中介。
显然，世界历史本身就意味着人类的“相互依存性”即潜在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极为深邃的观点。正是《共产党宣言》揭示出的这一世界历史趋势，为自觉地全球治理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现实基础。随着民族的、地域的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各个民族越来越融入世界历史性的生产体系和交往体系之中，世界各国逐步形成越来越相互依存的生产生活方式、越来越广泛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的价值共识，同时也面对着共同性的世界难题。从唯物史观高度看，世界历史形成的人类相互依存趋势是推进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条件；而推进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适应世界历史当代发展要求的自觉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