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为什么要从哲学现象学中脱胎而出
舍勒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宣告了人学的开创，海德格尔在20年代中期出版了《存在与时间》，从而奠定了此在论的人学体系。而胡塞尔则在30年代的文献中开始提出相互主体性和生活世界论，这理论虽然不成熟，但也指出了人学问题在一切理论问题中的核心位置。这三位哲学家的殊途同归显示出人学思潮产生的逻辑必然性。特别是胡塞尔，不仅著述丰富，而且其思想发展的进路和变化线条清晰。如果把他的文本和思想串联到一起进行清理时，就会比较清楚地看到一幅当代哲学人学思潮是怎样、为什么从德国现象学的母体中脱胎而来的思想路线图。我们还能清楚地看到，人学的诞生之初承载着怎样的文化和哲学使命。
胡塞尔有着一种寻根问题的精神。在数学、逻辑学、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中，他都发现这些科学知识欠缺着真正根基，都处于危机和动摇之中。胡塞尔在哈勒大学的十几年是其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期间的代表作是《逻辑研究》，而“第六逻辑研究”是这个阶段胡塞尔思想成果的总结。这个文献的主题是要为心理学和逻辑学提供新的理论基础，提出直观的原则和主观意向性的原则。特别是他提出了“面向事情本身”的理论口号，这种破除传统和挑战权威的精神感染了整个德国和欧洲的理论界。第二阶段是他在哥廷根大学的十余年，这期间的代表作是作为哲学现象学学派创立宣言的《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和《纯粹现象学通论》。胡塞尔在这里提出了重建科学知识基础，建设本质科学、严格科学、关怀人文价值的纯粹现象学的理论任务。他在这里还完善了现象学直观、还原等方法论原则，并且把主体性、意向性原则向前推进，而达到了先验自我的存在和自我能动地构造出关于对象的知识论原则。第三阶段是其在弗莱堡大学时期，代表作是《笛卡尔的沉思》，当时许多人对胡塞尔的先验自我论不能说明先验自我本身如何发生进行了批评，也就是认识论的主观唯我论困境。为了解决先验自我的发生学问题，胡塞尔先是在康德的主观和先验的时间观理论中摸索，后来他在笛卡尔的“他人自我”与“本己自我”的“同情”“同在”等理论中，在莱布尼茨的单子先定和谐理论中，找到了“相互主体性”理论这个答案。
相互主体性的概念后来演变为“交往主体性”的概念。这个理论有几个主要内容：一、确认他人存在，这种确认是由现象学直观来导出和论证的。二、确认本己自我与他人自我的平等与和谐，在这里他借助了莱布尼茨的单子先定和谐论，此后又把这种神秘的先定和谐推进到有了现实合理性的交往和谐论，并认为正是这种人际间交往形成的和谐构成了相互主体性。三、相互主体性或交往主体性也是一种精神观念，但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或人类的主观性。它不是先于人类历史，而只是先于个体人的，这实际上是一种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社会的文化传承积淀而形成的、固化了的、社会化了的意识结构，这在休谟那里曾被看作是人性或人的本质。我们知道，在笛卡尔和康德的认识论中，主观、自我没有区分大写的人类之我的主观与小写的个体之我的主观。一旦这个区分被悟出，一旦个体之人的同一性或本质被归结为整体人类的社会文化交往，那么先验自我的发生学之谜就不攻自破，而这正是胡塞尔“交往主体性”理论的思考路线。但是胡塞尔的这个路线已经不再是心理学和认识论的路线，而是上升到人性论和人学的路线了。因为相互主体性或交往主体性实质上就在个人的认知活动或主观性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类文化传承造就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
胡塞尔思想发展的最后阶段是《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以下简称《危机》）一书中呈现出的“生活世界”论。这个理论不但包含了交往主体性理论的原则，还进一步考察了作为普遍人性代名词的相互主体性这种东西如何形成。这本书在其开头的第一部分讲“三个危机”——科学危机、哲学危机、人类社会生存的危机问题，这些关于“危机”的理论道出了当时现象学运动的文化背景和其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理论任务。我们知道胡塞尔的时代也正是物理学和整个自然科学发生第二次大革命的时代。光学、电学、有机化学等科学家成果都使得传统自然科学的最基本观念和知识变得可疑。而实证心理学和实证社会科学的开创也使得精神文化、社会历史领域的各种知识和信念面临革新和洗礼。在哲学界，科学实证主义和片面的理性主义都暴露出致命的缺失，都面对着人本主义思想家们的批判与声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野蛮破坏性和胡塞尔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切肤之痛，使他意识到全人类面临着生存危机的灭顶之灾。而胡塞尔所能做的就是从现象学出发去挖掘出产生这些危机的根源，去谋划出克服这些危机的道路。
《危机》这部书的第二部分是以回顾笛卡尔以来的哲学史和科学发展史为线索，来对陷入了“物理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科学危机与哲学危机进行批判。这些批判和论述展示出现代欧洲人遗忘了古希腊时代的人文精神，遗忘了“生活世界”。在这里胡塞尔指出，由生活实践需要而产生出来的现代科学和由启蒙理性产生出来的笛卡尔哲学，如何在其进展中误入歧途，走上了危害人类思想健康和危害人类生存的歧路。这部书的主要成果体现在书的第三部分，讲“生活世界”的理论中。这个理论有几点要义。第一，胡塞尔讲的“生活世界”就像现象学理论所讲的一切问题一样，都只是讲人和社会的精神文化生产与生活，完全没有社会的物质生产与生活的含义。第二，这种精神或文化不是个人的心理活动，而是社会化和全人类化的主观意识结构——相互主体性。第三，这种相互主体性形成是由社会历史的文化交往而来，所以也是交往主体性。第四，但这种文化交往的真正根基不是指社会历史中那些科学化或理论化了的精神活动或成果，而指人们的那些前科学、前理论的但却在实践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情感、风俗、习惯等，这些东西就像“潜规则”一样，支配着人的生产与生活实践。第五，“生活世界”或者是人的前理论性的精神观念，有些是仅仅关联于外部对象的，有些是只关联于人本身而相对地脱离了外部对象的，其实这后一种精神观念的理论根基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学。在胡塞尔看来，前者应该成为自然科学的真正基础，后者应该成为人文社会理论的真正根据。第六，正是这些关乎人性和人的价值伦理、实践利害方面的直观或潜意识，才是相互主体性或人的生活世界，也是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危机》这部书要说明的就是，理论中和现实生活中所有的危机都是由于对“生活世界”的遗忘，是由于对人性与价值的迷失，要摆脱危机我们必须返回“生活世界”，去重建人性和人的价值本身。
他在《危机》一书的最后讲道：“哲学的历史，从外在的历史上的丰富学识方面来看，就其注意方向是指向世界中存在着的人，指向作为理论构成物（命题体系）的诸多种哲学而言，它是其他诸多文化形态中的一种文化形态，就其外在的逝去了的生存系列（它将这个生成系列——光来自不发光的东西——称作是发展）来看，它是一个在世界中、在世界的空间时间中发生的因果过程。”[6]这话的关键在于它指出了，这个时候胡塞尔心目中的现象学，区别于其他学术的根本就在于，前者是以人本身为最高和最基本的问题，已经演变为“人学”。胡塞尔最后还说：“人的本质是理性，理性使人感到满足，感到幸福。理性使人成为一种目的性存在，成为是应当如何的价值性存在。目的论和价值决定了人的一切存在与发展。”[1]他为什么要把人性最终归结为理性呢？因为如果像“生活世界论”所主张的，把前理论、前逻辑的东西看作是人之生存的根基，这是不是反理性或非理性呢？胡塞尔非常反感海德格尔的反科学主义，也不赞成舍勒的伦理学情感主义，这是他反复强调自己是理性主义者的原因之一。但是在反对当时欧洲科学实证主义和缺失人文关怀的片面理性主义方面，他们又是异口同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