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对黑格尔“历史终结论”的误读
在黑格尔的理论体系中，确实有关于“历史终结论”的一些论述，而且在这些论述中还明确使用了“整个世界的最后的目的”“历史的最后阶段”等术语。[21]另外，在哲学性质上，黑格尔的这些论述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同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范畴，这也是没有疑义的。但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并不能用来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提供佐证，甚至根据。因为此“历史”，非彼“历史”；此“终结”，亦非彼“终结”。归纳起来，二者的区别有以下三点：
第一，立论的意图不同。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其立论意图是服务其哲学体系的最终完成。黑格尔为了实现其哲学体系的完整化和绝对化，不得不为其设立一个终点。或者说，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所服务的是其哲学意图。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则不然，其所服务的是政治意图，即用理论的方式来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永恒性、普世性进行辩护，以达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把非西方国家纳入西方体系，在理论上提供论证和支撑。
第二，“历史”的指谓不同。黑格尔“历史终结论”所言的“历史”，是指绝对观念自我认识的历史行程。即在绝对观念从“肯定”到“否定”的基础上，借助认识和逻辑，从而达于其对“否定之否定”的实现和完成。或者说，是实现以概念与现实相结合、主体与客体相统一为目标的，从抽象到具体、从低级到高级、从贫乏到丰富的前进上升的理性自觉过程。而福山“历史终结论”中的“历史”，所指谓的则是作为抽象人性展示的、感性地存在的人类历史，特别是政治历史。
第三，“终结”的意涵不同。黑格尔“历史终结论”中的“终结”或“终结点”，是通过世界历史所实现的作为绝对精神本质的“自由”。他说：“整个世界的最后的目的，我们都当作是‘精神’方面对于它自己的自由的意识，而事实上，也就是当作那种自由的现实。”[22]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23]。黑格尔依据其所谓的“自由意识的各种不同的程度”表现，从而描绘出“世界历史”的走向，即从东方的中国、印度、波斯一路走来，经过希腊、罗马、法兰西，到日耳曼结束，从而经过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上升过程。在黑格尔看来，自由意识的实现，之所以青睐日耳曼，主要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黑格尔有其日耳曼的民族主义情结，故而把日耳曼视为自由意识最高体现的高贵民族；另外，也不是福山按照自己的意愿所杜撰的，日耳曼已经成为“自由国家”。在黑格尔看来，这原因只在于日耳曼进行了宗教改革，并由此改良了世俗生活，从而使自由精神得到了满足、良心有了安息之地。
由此可见，归根到底，黑格尔“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其所指谓的是绝对精神自我实现或自我完成意义上的终结。相反，福山“历史终结论”中的“终结”，其所指谓的则是西方自由民主在历史上的终结性胜利。或者换句话说，是非西方意识形态和制度在历史上的终结性失败。总之，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对论证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并无帮助。下面接着来谈谈福山与马克思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