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推动了人群共同体存在形式的发展

众所周知，具有社会性特征的人类，群体性存在是它主要的存在方式，交往与人的群体存在形式发展的内在关系是，交往与人的群体存在形式呈正相关性，即交往的发展推动了人的存在形式——人群共同体的形成与演进。

在第一部分我们已谈到，有生产必有交往，生产与交往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它们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正向效应，又推动了人群共同体的形成与演进。马克思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实际就是人的三大群体存在形态。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6]显然，马克思在概括出人的群体存在形态状况时，人的交往情况是其主要依据之一，“狭隘的范围”“孤立的地点”都隐含着对交往状况的判定。确实，在原始社会，由于以石器为主的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只能在狭隘的、局部的范围和地域中存在，人与人的联系和交往主要表现为血族关系的交往，以此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始交往共同体，即最初的人的群体存在形式。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了分工和交换（自然是物物交换），这种原始的血缘共同体为地域性共同体所取代。在地域性共同体中，人际交往与联系均比以前有所扩大。随着生产力与交往的相互作用的正向效应激发，在此推动下，人的依赖关系由血缘关系发展为封建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人身依赖关系。马克思指出，在这一情况下，“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以人身依附为特征。”^[7]但是，“交往创造了一种人类积累、交换、传道、继承和发展自己本质力量的特殊的社会机制”^[8]。这就是说，交往在人类社会存在两种形式：一是历时态代际交往，即当代人与上代人乃至前代人、更前代人的交往，所谓“传世之作”就是这种交往的产物；一是同时态的同代人之间的交往。这一同时态的同代人，既包含本地、本国，也包含着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同代。这就是交往纵向与横向特征。这对人类存在形式的演进与发展极为重要，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之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所指出的：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形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9]。正是“交往”的这一特点，生产力和交往的相互作用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个大阶段，即为人的第二大群体存在形式的出现创造了条件。马克思说：“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10]由此出现了第二大社会形态，即以物为媒介的人的存在形式。在这一人的存在形式中，人的需求的全面性、关系的全面性推进了交往的普遍性，由此创造了以物为媒介的世界性联系。显然，这种交往，比血缘关系下的交往、人身依附关系下的交往要更进一步，现实的人的独立性、自由性较前者增强，但同时也造成了交往关系被物化的状况，造成了人受物的奴役，使对物的依赖性成为人这一存在形式的基本特征。这一基本特征的形成，自然是交往受物的宰割（即货币）的密切相关。正如上述已提及，这种交往形式大大拓展了交往的范围，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使世界性普遍交往得以产生，也就是世界历史得以形成。在世界历史时代，也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并开始起作用的时代，显然，这是交往由地域性向全球性发展的结果。(https://www.daowen.com)

在此，需要说明，人的最佳群体存在形式，则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也就是真正自由的人的全面交往共同体。这一交往共同体的特征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3]这个共同体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一群体共同体中，全面发展的个人获得了“世界历史性存在”，故彼此的交往不再受“人”或“物”的依赖性的限制，地域性限制也不再受个人能力片面性的限制，而达到了“自由”“自觉”的理想境界，即通过“交往”，人能充分利用全世界的文明成果，提高、优化自身素质，实现人自身的解放。哲学家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人之为人的理想”，这是人的群体存在形式的理想境界，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