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基础之争

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诞生之日就受到了普遍关注，中西方学者从各自的理论和文化背景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意义。国外学者从一种外在的观察者视角，从工具理性角度来规定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包括如下观点：一是视为一种政治、经济战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性意义上理解为在全球化、权力-经济变革的宏观背景下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自发组织行为，备受推崇的“一带一路”是这一愿景的标志。具体而言，将“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视作服务于中国、国家复兴的一整套环环相扣的政治、经济战略。二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一种区域合作机制和平衡力量，用于限制美国追求单极化引发全球动荡和社会、政治分裂的忧虑，推动区域和世界的多极化进程，被周边国家视作中国区域外交政策上的一次重大进步。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被视为一种地缘挑战者。中国就试图扩大自身在亚洲事务的影响力，排除美国在这一区域的存在。^[5]不管从上述何种意义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被视为一种战略手段和服务区域国家战略目的甚至服务中国国家战略目的的手段。既然服务某些特定国家的战略目标，而且这种战略目标往往与其他国家战略目标相冲突，因而也就无法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种理解源自研究者的价值偏见和对待言语行动的特殊态度。从研究者的价值立场来看，他们往往从本国国际战略决策者角度出发，把任何行为和主张都视为一种服务国家战略的手段、工具和政治策略。尤其是那些对中国抱有意识形态偏见的研究者，完全从零和博弈的思维出发，视之为纯粹服务于中国政府特殊利益的战略野心。从对待言语行动的态度来看，他们仅仅把中国政府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政治话语，视为一种以言取效行为，他们不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内容出发，而仅仅视为一种信息传递的符号、为了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言语手段和方式。从理性类型来看，西方学者极力把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视为一种工具理性。然而，当他们仅仅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时，实际上反过来说明他们也是从一种意识形态偏见来对待这种观点，他们不是从观点本身出发，而是关注这种观点是由谁提出的，这本身就偏离了作为一个中立的研究者的身份，而采取了一种政治决策者的身份。另外，采取以言取效的态度不是一种基于达成理解和共识的理论研究，实际上反过来证明研究者的研究也是一种以言取效行为。这种对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和态度在国内研究中也存在，当然他们是基于本国的国家利益，然而这种研究也就模糊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https://www.daowen.com)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研究，都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一种文化概念。国内学者往往从某种特殊的理论如马克思主义理论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理性，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共同体的过渡形态；或者从某种特殊的民族文化论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优越性，一些学者往往从中国传统文化去寻找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根，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以“和”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与儒家大同思想追求人类和平相处、倡导人类共同进步是一脉相承的，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归结为某种特殊的文化价值。其背后暗含着特定价值观的优越性。然而，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在现代社会文化多样化、价值多元化的语境下，任何试图诉诸某种特殊价值和理论的观点都很难成为大家的共识，也就是诉诸价值理性并不能帮助我们就人类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从价值排序角度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西方自由共同体的竞争性观点，不仅没有充分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基础，无益于就人类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而且可能陷入一种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争论而不能自拔。当然，这种意识形态批判是必要的，有利于深刻揭示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行径和自由共同体的虚假性。但是我们不能基于另一种意识形态进行辩护，只能从超越于此的理性而达成共识，也就是诉诸交往理性，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体现了交往理性的原则，只有从交往理性的视角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加以阐述，才能使之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