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现实发展境遇蕴含着构建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契机
人的发展历来是人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发展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发展意味着质变,人的发展意味着人的“新质”不断替换旧质,人的本质变了人就变了。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可见,人的发展也一定内涵和表现于人类社会的发展。
人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幼年时期自发地形成了初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创造。”[7]人类在生产力获得不断发展的成长阶段,命运共同体的变异分化也是自然的,是由承继下来的条件所决定的。走出了原始社会,不同的人群有了不同的命运。人类社会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条件需要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产品有了剩余,并且出现了占有剩余产品的阶级,人群中的差别越来越大,国家的出现保证了这种差别的稳定性。对于财富的占有把人分化为不同的共同体即阶级和阶层,人类在动态斗争的平衡中发展着,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以及派生的精神需求使得包括制度创新在内的技术创新不断涌现,资本主义制度应运而生,“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8]。资本无限制地逐利的本性使得商品无孔不入,当已发达国家内部已经无法使所有商品实现其剩余价值(如经济危机时期)的时候,就需要寻找新的国外市场,马克思在他的时代就已经预测了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9]
经济全球化的出现迫使人们对人类总体的发展境遇进行反思:全球财富的两极分化加剧了人类发展的不平衡,原有的民族、宗教、文化等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科技高度发达形成的瞬间万里、天涯咫尺的全球化传导机制又把各国的利益和矛盾高度交融,资源能源短缺、气候变暖、冰川融化、降水失调、海平面上升、环境污染导致怪病多发并跨境流行等无不是横亘在全人类面前的问题,其涉及人类文明能否延续。这些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使不同国家成为一个共同体链条上的一环,其中任何一个地方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全人类的灾难。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或国内稳定出现问题,则饥民和难民必然会像洪流般蔓延,任何国家在道义压力之下都无法拒绝他们,而交通工具的进步又使难民潮的流动消弭了国界;互联网技术使人类联成一体,一个无声无息的网络攻击对人类造成的损失或有可能超过一场战争……总之,今天的人类已经无法互相切割,任何国家要想自己发展,也必须让别人发展;要想自己活得好,也必须让别人活得比较好,此一现象是构建现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始动因。(https://www.daowen.com)
然而我们也看到,有些发达国家一方面为了利益而输出资本和技术,另一方面又想极力阻挡发展中地区的崛起,总想永远保持原有的优势地位,但这样的意志显然是一厢情愿的。世界上的民族形态千差万别,文化各异,典型如我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埋头苦干是这个民族鲜明的特征,他们一旦有了稳定的环境和机遇,其赶超的能量就是不可估量的。当原有的老牌强国发现自己在进行资本输出和技术输出获取高额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原本落后的国家竟然也因之有了一定的发展,甚至出现新兴经济体对其原有的霸权地位形成冲击的时候,他们从主导经济全球化进程转而做出了逆全球化的动作,但共同体的洪流已经是不可阻挡了。
人类社会的演化有其自身稳定的规律,世界趋向一个更高级的共同体是大势所趋。目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境遇已经蕴含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巨大契机。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多极化,伴随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潮流不可逆转,各国间的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人类面临着共同的挑战,那种想要自己高高在上而把别人踩在脚下的活法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现实性,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以及自以为优越人种的文化是社会动荡的根源,巨大的核武库以及核扩散的威胁使人们笼罩在前所未有的恐惧中,霸权强行施加的结果必然是害人又害己,是生存还是毁灭这一问题已不仅仅是一句台词而已了。然而我们的乐观植根于对人自身的认识,只有人是唯一具有理性的动物,过往的历史已经给了我们惨痛的教训,“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10]。现在面对同好和共灭的选择,实际上只有唯一的选择。不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如何、是否愿意,实际上已经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与此同时,一种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共同价值观已开始形成,并逐步获得国际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