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文明的词义辨析
首先，从辞源上来分析，文化表达的是人们对自身存在意义的自觉，文明主要说明的是组织有序的生活状态，后者是一个彻底的现代性概念。虽然两者的词义相互影响，但是文化却时常被运用于针对文明进程的批判。
一般而言，人们是在与自然相对应的意义上来说明文化的，是在与野蛮相区分的意义上来探讨文明的。英国著名文化批评家威廉斯指出，“culture（文化）在所有早期的用法里，是一个表示‘过程’（process）的名词，意指对某物的照料，基本上是对某种农作物或动物的照料”[1]。自18世纪末期起，文化一词开始被隐喻为对人为事物的“照料”，它被用来说明“心灵的陶冶”“理解力的培养”等社会性活动。中华传统中更是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2]这样的说法。整体而言，文以载道、以文化人，进而开显存在的意义，这构成了文化一词的本义。
在英语世界中，“civilization（文明）通常被用来描述有组织性的社会生活状态”[3]。文明一词潜藏着西方启蒙运动的理想，它“凸显了现代性的相关意涵”，表达着人们对于世俗进步的信仰，与野蛮的混乱相对，它追求的是“一种确立的优雅、秩序状态”[4]。在威廉斯看来，最晚从19世纪初期起，文明一词就已经具备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它至少包括了优雅的行为举止、系统性的知识、稳定的社会秩序三个方面的含义。
虽然文明一词也包含着文雅教化的意涵，以致它与文化的词义长久以来一直不易厘清，但是从历史上看，文化却时常被运用于针对文明进程的批判。这种批判最早在西方浪漫主义对现代性进程的反动中得以展现。
启蒙时代的主流思想家将文化等同于文明开化的现代性历程，进而用一种普世主义的文明观来表达对理性进步的信仰。他们认为18世纪的欧洲文明已经达到了人类文化的高峰，而全球其他区域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遭受欧洲的宰制。与此相反，德国浪漫主义的先驱赫尔德林认为，“‘优势的欧洲文化’这个念头其实是对于大自然尊严的一种极大的侮辱”[5]，进而主张多元主义的文化观，“人类文化不仅仅是欧洲文化，它通过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向每一个人展示自身”[6]。在整个浪漫主义运动中，文化的多样性被广泛运用于反衬新兴工业文明对人性的压抑，它成为对启蒙理性进行自觉批判的有力武器。
其次，从哲学人类学上来考察，文化体现的是人类精神的内在价值，文明则指涉的是文化精神的外在表现。
对于文化与文明的辞源辨析有助于我们澄清两者的具体所指，但是要将两者作为人类行为的具体机制来进行感性的描述，还必须借鉴哲学人类学的视角。作为20世纪人道主义哲学流派的一支，哲学人类学把形而上学的思辨与经验科学的描述相互结合，对人的存在方式中的文化规定性做出了清晰的界定。(https://www.daowen.com)
哲学人类学立论的基点是：人处于自然进化的未成型阶段，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外部压力下，其他物种均进化出了高度专门化的器官来适应环境，这也就形成了动物的各项本能；而“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自然器官未曾达到专门化的水平，人只有发展其后天的行为方式才能幸存于自然界，文化就是人用于弥补本能缺陷的“第二自然”。“文化是人类的‘第二天性’。每一个人都必须首先进入这个文化，必须学习并吸收文化。”[7]
哲学人类学的创始人舍勒在《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一文中指出，“按照原始关系，较高级的存在形式是较弱的，而较低级的存在形式是较强的。换言之，原本孱弱的精神和原本强大的即与一切精神的观念和价值相比盲目的欲求，通过正在演变着的使隐藏在万物的表象后面的压抑变成精神和观念而相互渗透，同时使精神变得生机勃勃，并赋予它以力量”[8]。人自从凭借精神来“升华”自身的本能欲望，才开始真正摆脱自然界的限制并成为自由自觉的存在者，进而过上了一种具有人文属性的文化生活。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者，人一方面将自身的实践成果系统化、理论化，使其获得了观念上的清晰度与纯洁性；另一方面，凭借劳动实践的对象化过程，人们将自然界中的异己之物转化成了为我之物。这两方面的现实成就体现为社会文明所达到的程度。
总而言之，人只有生活在文化中，才能真正生存于自然界之中，文化说明的是人类精神的内在价值，文明则体现着人类精神生活的现实成就，文明是文化精神的外在表现。
最后，从生存论上来剖析，人类文化生命的展开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进程，其间伴随着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冲突。
经由对自身内在精神价值的自觉，人开始突破自然界的限制并获得了自由。但是，就人对自身存在意义发现的能力和现实程度而言，他仍处在“必然王国”的限制之下，文化生命中的这一矛盾根源于人类生存的历史性特征。正如文德尔班所言，“人性之屹立于崇高而广阔的理性世界中不在于合乎心理规律的形式的必然性，而在于从历史的生活共同体到意识形态所显露出的有价值的内容。作为拥有理性的人不是自然给予的，而是历史决定的”[9]。人只能在现有物质生产成就的基础上来反思既有文明，也只有在回望已有文化形态的基础上才能展开文化生命的再创造，进而根据变化了的生存环境来重塑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人类文化生命的这一历史性特征造成了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冲突。当某一种文化的精神价值已经在既有文明成就中发挥殆尽，而新的生存境遇开始呼吁对存在意义的重新发掘时，文化与文明之间的脱节和对立就会展露无遗。以至于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不无感慨地指出，“每一文化，皆有其自身的文明”，而每一种文明都是其文化的逻辑结果和必然命运，“文明是一种发展了的人性所能达到的最外在和最人为的状态。它们是一种结论，是继生成之物而来的已成之物，是生命完结后的死亡，是扩张之后的僵化……它们是一种终结，不可挽回，但因内在必然性而一再被达成”[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