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的开启与“共在”的发展
从历史科学的宏观角度来看，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共在”是由全球化开启的，表现为人类由民族史、区域史、国别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认为，严格的全球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直到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进行远洋探险时才开始。在这以前，只有各民族的相对平行的历史，而没有一部统一的人类历史。世界历史固然可以被视为“全球性”由地理上的自在状态转变为人的自觉意识的过程，但其生成却绝非简单通过世界的“被发现”而完成，在根本上它是人的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发展的产物，进言之，它形成于生产、分工、交换、交往、消费世界市场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力获得极大增长和普遍发展，人类的交往方式和交往空间发生巨大变化，地理学上的全球性关联变成直接的经验现实，地域性的个人变成世界历史性的、具有普遍经验的个人，民族国家的历史也走出相互隔绝的孤岛状态，转变为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在根本上是由资本逻辑推动的。资本逻辑包括两个层次，一是追求剩余价值增殖的财富逻辑，二是支配劳动和社会的权力逻辑。对剩余价值和物质财富的无限欲望促使资本不断“开疆拓土”，试图将所有产品都变成商品，将所有商品都变成货币，将整个世界都变成资本的市场，从而打破自然共同体的封闭孤立状态，推动交往普遍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由于资本促使财富增长的过程也是其权力扩张的过程，资本逻辑也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分裂和异化。资本家利用私人财富支配工人，以满足无限制榨取剩余劳动的需要；同时又通过工人控制自然，使自然成为财富增长的手段，这样，资本就实现了对人与自然的双重掠夺。资本扩张使近代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变本加厉，其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危机；资本在分配财富和“分配”污染过程中形成的倒挂，使穷人与富人、穷国与富国在生活质量上的差异日趋扩大，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对抗日益加深。对于资本逻辑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始终辩证地对待：一方面看到了资本逻辑的积极意义，盛赞“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肯定资产阶级对全部生产关系的革命，对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社会关系的变革以及对普遍交往的推动和对世界市场的开拓；另一方面看到了资本逻辑的消极作用，指出资本在世“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批判资本逻辑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东方与西方之间关系的异化。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人类的“共在”形式，共同体对于人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4]。世界历史的开拓、全球化的推进使人类“共在”形式日益深化，并为人类创造了普遍交往的共同体，这无疑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人的类本质实现的规律，因而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全球化时代的普遍交往共同体，不过是建立在资产阶级财产共和国基础上的“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5]，人类并没有真正摆脱物的力量、偶然因素、“特殊的”普遍利益等因素的操控，此时的“共在”不仅没有超越近代以来的主客二元对抗，反而使这种二元论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继续强化和固化。因此，资本逻辑基础上形成的全球普遍交往共同体只是一种冒充的、虚假的共同体。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走向世界联合的使命，就是推翻这种虚幻共同体形式，走向共产主义，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
从历史哲学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处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全球化理论的延长线上，并被置于全球普遍交往共同体和自由人联合体之间。但无论是出于理论论证的严谨，还是出于战略意义的考虑，人类命运共同体都不应简单地被定义为共产主义或自由人联合体的先期形式，而应被界划为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将长期共存状态下的人类的全新“共在”形式和真正共同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