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公民”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及启示
努斯鲍姆的“世界公民”思想继承了西方人文精神和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谋而合。西方主张打破国家和民族的限制，把自己放置在一个人性社会的“世界”之中，其实质就是承认人类具有共同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可以说，努斯鲍姆的“世界公民”思想为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哲学基础，从哲学角度论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法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以人类具有共同的未来命运为前提基础，认为地球上的所有人都休戚与共、呼吸相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中国在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兼顾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国用30多年的时间使2亿多中国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并为50多个重债穷国免除了债务，给予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税优惠和贷款优惠，并欢迎他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时，不忘帮助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和进步，彰显了中国政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和信心，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长远眼光和博大胸怀。换言之，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自古以来人类就对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进步具有惊人的共识。时至今日，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进一步突破了国家的界限、区域的壁垒和语言文化的限制，中国以儒家传统文化的“大同世界”为最高理想，在中国经济稳步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前瞻性和现实指导性。西方的“世界公民”思想演变体现了柏拉图“理想国”理念发展的时代印迹和多种维度，如第欧根尼从顺从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角度论述“世界公民”，塞涅卡和西塞罗从城邦角度论述“世界公民”，努斯鲍姆从教育角度论述当代“世界公民”的培养问题等。
“世界公民”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高度一致性体现了中西文化在人类定位和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方面的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具有全局眼光和时代高度的政治宣言和国家战略理念，指明了“世界公民”的主体归属和价值维度。“世界公民”思想从个体角度和微观层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了有益补充，明确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成要素——“世界公民”。也就是说，“世界公民”的合法性前提是承认人类命运是共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世界公民”个体构成的。澄清了“世界公民”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从微观层面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宏观层面识别“世界公民”的目标指向，并从深层次理解和把握二者的区别和联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言献策。
既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中国政府最先提出和倡导的，那么这一国际战略理念就需要得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认同和支持，其中当然也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如何使用更加符合西方传统和思维习惯的表达方式和阐释逻辑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从梳理和追溯西方“世界公民”思想不难看出，“世界公民”是一种更具体、更直观的概念，它从公民个体角度切入和论证，更容易接受和认同，虽然它也具有全球视野和全局高度，但是“世界公民”从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和个人与世界关系中明确个人伦理限度，细化了个体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即使努斯鲍姆从教育角度论述培养“世界公民”，从社会和国家层面倡导培养“世界公民”的人性问题，我们依然认为这是与每一个生命个体切实相关的问题，是与每一个人的未来密切联系的。“世界公民”这一概念比较清晰和亲切，易于被大众理解和接受。“世界公民”思想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借鉴。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更加宏大和具有长远意义的国际战略理念，它体现了中国智慧和中国预判，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融入个体维度的论述和更加直观、操作性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法，那么西方国家和国民在其文化传统和语言习惯下可能更容易接受、认同和推行，在国际关系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和奉行者。多种语言和多种方式的介绍和宣传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的先导，书籍、报纸、杂志和广播电视媒体宣传应该作为中国被世界了解的前沿阵地。“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一种文化认同的共同体，想要让更多的国家和国民了解中国、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更多的交流和合作。中国可以从原来的“请进来”逐步向“走出去”转变，中国还应该抓住更多机会在世界舞台展示自己，让世界看到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更让世界理解和认同中国文化。近些年，中国“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大，这不仅体现在中国切实实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援建发展中国家搞基础设施建设，选派对外汉语教师传播中国文化，还体现在大力鼓励和支持中华经典外译等举措。未来中国应该多措并举，不遗余力地“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发展和变化的真实性、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中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广胸怀需要被更好地感受和体悟。中国应该鼓励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来访中国，欢迎官方人员与非官方人员到中国洽谈与合作，简化外籍游客来华旅游审批程序等。“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在内政和外交上的自信和高瞻远瞩，中国声音应该被听到，中国智慧将进一步得到彰显，中国在坚持互利共赢的基础之上，将为世界作出更多不可估量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向世界人们明确阐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需要努力的方向。从宏观方面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和生态建设等方面提供了新思路。政治上要继续坚持主权平等原则，并赋予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方面以正当性，倡导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6]的国家间交往新道路。安全上明确全球化时代下各国安全的关联性，否认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1]。经济上强调共同发展和公平正义，凸显道德在市场和世界繁荣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文化上承认每一种文化的价值和每种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肯定和尊重文化多样性，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融合。生态上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目标，“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1]。从微观方面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群策群力、身体力行，人们除了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之外，还需要为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不懈努力，因此如何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全局意识和具有推己及人能力的“世界公民”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中国倡导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理论必然性和现实可行性，而“世界公民”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提供了人员基础和智力支持。
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家的杰出代表——努斯鲍姆深受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世界公民”思想的影响，并结合当代教育实际，对功利主义教育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她从通识教育的目的、能力要求和培养世界公民的建议等问题入手，阐明了教育在培养人性和人类能力等方面应该发挥的作用，在培养“世界公民”方面所提出的建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参考。努斯鲍姆力图培养的“世界公民”是具有超越狭隘群体限制能力、批判反思能力和叙事想象能力的公民，可以说这也正是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员所必须具有的能力。超越狭隘群体限制是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员的首要前提，这需要能够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国民看成是和自己一样的人类成员，换言之，能够平等对待外国人和外族人，能够真正无差别地对待其他人，不因国家、地域、民族、阶层、肤色和性别不同而产生歧视。只有真正从思想上正视他人、认同他人，怀有兄弟情和同情心，才能把世界上所有人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庭中的一员，把每一个人都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批判反思能力也是“世界公民”必备能力之一。在人们具备超越狭隘群体限制能力基础之上，“世界公民”还应该有责任、有担当，能够切实把自己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参与者、组织者、贡献者、反思者和批评者等。人类未来的前途与命运掌握在每一个人的手中，无原则、不思考的“世界公民”无法发挥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无法真正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目标，因此努斯鲍姆强调的苏格拉底式的批判反思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除此之外，努斯鲍姆主张还要培养“世界公民”的叙事想象能力，能够通过移情达到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它强调情感的重要性，关注和肯定同情心。其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一个前提预设就是同情心，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冷漠的、功利的、无情的，那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正是因为我们具有情感、富于同情心，我们才能真正关心他人疾苦，愿意帮助弱势群体，想他人之所想，急他人之所急，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如何培养具有以上三种能力的“世界公民”呢？努斯鲍姆给出了颇具启发性并易于操作的教育建议。第一，从小对公民进行通识教育，并把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包括诗歌、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等向孩子们讲授，进行多文化教育。第二，在大学设置文史哲公共课，通过历史研究方法和证据评估等提高大学生们的判断、批判和思考能力，摒弃“应试教育”和“应声虫”培养，从传授知识向开启智慧方向转变。第三，增加文学和艺术教育，通过文学作品和艺术学习提高想象力、感知力、理解力和凝聚力等。总之，努斯鲍姆的教育思想是试图凭借文史哲通识课程和艺术教育，发展和提高人们的多种能力，告别功利主义教育，以培养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有全局眼光的“世界公民”为目标，在“专”与“博”人才培养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平衡。努斯鲍姆“世界公民”教育理念为培养“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员提供了直接和切实可行的理论参考。只有全世界所有国家在培养和教育国民时都注重从小树立“世界公民”意识，加大力度开展跨文化学习和交流，重视人文学科教育，通过文学作品增强公民的叙事想象能力、同情心和移情能力，才能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输送人才，并让世人从深层次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在努斯鲍姆看来，“文学作品所提供的叙事性论述能够在读者一方产生同情和移情，因此能够让我们对人类生活的处境有更深切的体验和感悟，从而以这种方式促进公民意识和对人类的共同命运的感受”[7]。由此可见，加大文史哲通识教育，尤其是从小打好公民的文学基础、切实提高公民的文学素养将有利于培养“世界公民”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人类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期，如果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牵着人类的鼻子走，缺少情感和价值维度的人类未来必将岌岌可危，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在通向未来的重要转折点，习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时代价值。理性只是人类众多能力中的一种，无论人类历史前进的速度有多快，任何时候人类的情感和精神家园都不应该被遗忘和忽略。拥有理性和情感的人才是完整和健全的人，以共生共赢为目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在未来更好地诠释人类是如何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这就是努斯鲍姆“世界公民”思想带给我们的启示和思考。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18BZX029）。(https://www.daowen.com)
【注释】
[1]（马来西亚）陈美萍：《共同体（Community）：一个社会学话语的演变》，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4]汪子嵩：《希腊哲学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7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4页。
[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7]（美）玛莎·努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徐向东、陆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