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命下的健行不止之责
德育是富于实践性的教育活动，它的最终目的是使受教育者能够通过教育，将道德品质内化于心而外化于行，其中“行”又能进一步加深与巩固内化的结果。同时“知行合一”有益于人们切身体验到道德教育内容所包含的源于而融于生活的意蕴，实现人的道德与其生命实践，即生活，尤其是与日常生活的融合，这既是道德本质的体现，同时也是道德的目的使然。离开实践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实践背景，德育便是无意义的。在当前，德育知识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但“这些知识、概念和价值观的传递只具有认知上的意义，而缺少情感、态度和行为上的实践支撑”[16]，尤其是与人的生命过程的脱节，更进一步影响了道德教育的实际效果，最终往往塑造出的是一个个知行分离的“道德知识人”。相比于此，古典儒家的文化生命首先意味着一种学而不倦、止于至善的成人方向，同时它内含一种自强不息、健行不止的成人态度，从其过程性而言，它还体现为一种继善成性、日生日成的成人方法。
古典儒家生命共同体中的文化生命在人的自然与人伦之外，为人的生命增添了一重超越性的维度，同时，它所关涉的是更高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以如此，一是因其关联的广博。一个人的自然生命所蕴含的共同体性主要体现在人类与万物之间，一个人的伦理生命则因其在伦理世界中所承载的多重而轮转的伦理角色的有限性，而往往受一定人伦关系的限制，而一个人文化生命的创造成果却易于跨越地域与时间，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留存和传承。二是因其传承中的创造性赋予了人类共同体以不息的生机。从一个个体作为接续人类过去，此刻，与未来的一环而言，自然生命是其物质载体，是前提，而在伦理生命中，无论是由同代人所构成并生活其中的人伦关系，或是代际之间的传承，重点均在于传统的延续与保留，至于其间创造和发扬的任务，则主要由人的文化生命来承担，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里，在其文化生命的生成性中，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和行动空间。“道由人兴，亦由人行”[17]，人之弘道之力的发扬及其自身文化生命的完整，均依赖于人在其人生历程中不断的修养实践。这既包含一种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观，又因其基于人的完整的生命历程与日常生活，而能够为当下使德育面向生活、融入生活的努力提供借鉴和启发。
古典儒家文化生命蕴含着一个人生命生成的外与内的辩证法。从外而言，一个人的文化生命寄寓在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是个人德性、社会风俗、民族生命乃至人类文明的承载。而在古典儒家身、家、国、天下同构的视野中，修、齐、治、平是一体的，一个人文化生命的一生既是其弘道的一生，又是其成人的一生。人从其使命而言，作为一种文化生命，应当承载“人类累世所创之‘文’——承载人类对天人之道的领悟之言、象、德、礼、政、教等人文积淀”[18]；从其使命的践行而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1]，因为人的文化生命本身便是人文化成的结果，所以成人便是弘道，弘道当需成人。(https://www.daowen.com)
于个体而言，在文化生命意义的成人上均有其潜质，但究其根本仍在于是否有所作为。文化生命虽是由个人后天修养而成，但它与人的自然生命一同诞生。“‘善之长’者，物生而后成性存焉，则万物之精英皆其初始纯备之气，发于不容已也。”[19]“善之长”之“善”即体现了古典儒家对人的文化生命意蕴的性质判断，尤其是“成性以后，于人而为‘仁’；温和之化，恻悱之几，清刚之体，万善之始也”[1]。由此可见，文化生命的起点同时蕴藏着其自身的终点和归宿。人者，仁也，其存在应该是承载并贯通乾坤之气，以彰显人之仁，此之谓人之本性，人之文化生命所在。与此同时，尽管人人都具备文化生命的潜能，文化生命本身绝非人人生而有之，关键在于一种“日生日成”的作为，它的修养与塑造贯穿在人们的庸言庸行之中，体现的正是中国传统德育“行而有德，不行无德”的方法论。“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论语·先进》）“‘践迹’，一步一个脚印。此为成德之门。行于平常，一言一行是也。”故“非知之艰，行之惟艰”[20]。不同于自然生命与伦理生命，成就一个人文化生命的作为与行动内含于文化生命的本质之中，文化生命主要从其德行修养的实践中不断展开、丰富和成长。
古典儒家的文化生命不仅内涵着“‘为’己就是‘行’己”[21]的成人方法，更体现为一种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即生命不息，健行不止。“生杀互用而无端，晦明相循而无间，普物无心，运动而不息，何首之有？天无首，人不可据一端以为之首。见此而知其不可，则自强不息，终始一贯，故足以承天之吉。”[22]宇宙大化流行，周流六虚，无端无首，无始无终，如此，人的文化生命历程也需如天德不可为首一样，应自强不息、终始一贯。《周易》中，“乾”卦本身可视作一个人文化生命的展开过程与一个人修养品德、继善成性的全体一生，在构成“乾”卦的六爻之间，不同的时位既可以代表人生的不同阶段，又可以体现为一人所行一事之时势。由一爻之时势至一卦之全体可知，无论是在遭遇低谷，或是时机未到之时，奋发进取是人生自始至终的追求。此外，尽管个体的自然生命、伦理生命有其末端，成就一个人文化生命的修己之学却远没有尽头，学而不倦，“愤乐而不知老之将至，任重道远，死而后已”[4]，人的文化生命的一生便是成为人的一生。《乾》卦九三爻的爻辞是：“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王夫之曰：“君子之德如此其敏以慎，而但言‘无咎’；德至圣人，犹以无大过为难也。”[4]可见即使是君子想要没有大过也必须敏以慎，以自强不息为根本德行，如此，健行不已，自勉自强对于普通人的文化生命、品行修养的重要性自不必待言。何况乎“道二，仁与不仁而已，无得半中止之道也”[23]。古典儒家的文化生命实是蕴含着一种奋发有为、毫不松懈的积极人生态度。应当注意的是，积极有为并不等于盲目蛮干，自强不息也并非止于表面上的“终日乾乾”。古典儒家文化生命所内蕴的自强不息体现的并非一种直线式的人生态度，而是一种愈在挫折和低谷时愈保持向上的有韧劲的生命品格，以及一种在需要韬光养晦时潜心静气、待时养德的定力和人生智慧。
古典儒家的文化生命观虽以“止于至善”为无限追求，强调人的奋发有为和健行不止，但这并不会构成人与人之间对抗性的竞争关系，因为它是一种生命内求的成人方向，具体表现为“贞”“利”一体。在古典儒家的文化生命中，“是乃‘贞’之所以‘利’，‘利’之无非‘贞’也。”[1]“贞”即“利”，“利”即“贞”，二者皆为人的天赋性情所本有，二者目的均在自身之内而不必外求。较之于当下流行的生命观，“贞”“利”二元分割而“利”在外，如此以“内贞”逐“外利”，则在“内贞”与“外利”的张力之间，二者将难以同时达成。而从古典儒家文化生命的角度来看，“贞”与“利”本无分别，唯有在贯通中“贞”才能实现，而真实的利于人之生命的“利”也才能实现。并且当个人的生命被分裂为“得利的目的性”与“求利过程的无意义”两部分时，人的生命过程的价值和意义便被忽视了，如此人便易于产生失落和挫败感。古典儒家文化生命中修己学问的内向，只是从其修养用力的方向是向内用功而言的，其最终目的却不在于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相反，一个珍视自己文化生命的人，必将以天下为胸中格局，以弘道为肩头使命，以健行不息为生命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