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根基：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建构的人的辩证统一性生存结构，不仅在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而且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表现出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人类社会正日益达成这样的普遍共识：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在我国古代就有“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的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时指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这充分反映出自然生命处于一个共同体的结构中，人与自然休戚与共、和谐而共生。在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的相互关系上，习总书记指出：“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要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对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创新性解读，二者不是对立与矛盾的关系，而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统一关系。它破除了以往在对立的思维中对二者关系的解读，可以说，这是人类发展的需求与环境保护的需要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
可以说，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直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回顾人类历史发展历程，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曾经存在三种处理二者之间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在人类社会之初，人类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还很弱小，不得不使自身的行动与自然的节奏和规律相适应，形成了原始的“天人合一”观念。这种观念反映的是人类在自然威力面前不得已而为之的心理状态，在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还处于自发的层面上。因此，当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征服自然的能力和手段，人类便越来越摆脱自然的束缚。到现代社会，当人类的生产力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强大到一定程度，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便发生了翻转。在人类发展的较早历史阶段，人类臣服在自然面前，把自然力量神圣化和神秘化，用自然规律来指导人类的行动，人类在自然面前只能以奴仆身份出现。当人类力量不断积累和强大后，人类便要实现从奴隶到主人角色的转变。但是，在自然面前，人类虽然结束了奴隶身份成为主人，但这只是两种身份的转变，并没有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因此，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结束了一种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异化存在方式，同时开启了另一种异化存在方式，因为人类在自然面前从屈从到征服地位的转变，并没有真正成为自然的主人，自然也没有因为人类的傲慢而促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要征服自然的人类依然处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自发层面上，当自然给予人类的傲慢和偏见以巨大报复的时候，人类经过不断反思认识到，建构在征服自然基础上的西方现代性，在带来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巨大危机。在巨大的生存考验面前，人类开始重新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真正关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并不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关系。
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在《驼背小人：一九〇〇年前后柏林的童年》一书中，回忆了他童年捉蝴蝶的记忆，意在唤醒深藏在人类内心深处的人与自然原初和谐统一的意象。“蝴蝶扑扑簌簌地飞向一朵野花，停在了上面。我举着捕蝶网，只等着花朵对蝴蝶双翅的符咒起效。那柔软的小东西却轻轻拍动翅膀从侧面溜走，无动于衷地在另一朵野花上方停了一停，然后像来时一样，不碰一碰那朵花就突然飘离而去。每当这种我本来轻而易举就可以抓到的狸蝶或水贞蝶用假装犹豫，拿不定主意和少作逗留的伎俩来捉弄我时，我真想让自己变成光和空气，悄悄地靠近那猎物，把它捕获。我的这个夙愿后来是这样得以实现的：我让自己随着我多迷恋的那对翅膀的挥舞而起伏，随着它们的晃动而漂移。那个古老的猎手格言开始在我们之间起作用：当我肌肉的每一根纤维都调动起来去贴紧那个小动物，当我自己即将幻化为一只飞舞的蝴蝶的时候，那蝴蝶的一起一落越来越近似人类一举一动，最后擒获这只蝴蝶就好像是我可以重新成为人的必须代价。……那个猎人将自己的身体连同捕蝶网一起抛出。面对如此的破坏、粗野和暴力，那只蝴蝶战战兢兢，却仍不时妩媚地躲在网中一个角落。在跋涉回营的路上，猎物的魂灵进入了猎手的意识之中。从蝴蝶与花在他眼前交流的那种陌生语言中，他领悟了一些天机，于是他的屠杀欲减轻了，而他的信心随之越发强大起来。”[6]这段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生动描述，为我们呈现的是一幅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动画面。
中国作为后发现代性的国家，超越现代性思维范式和实践模式，在辩证统一的思维范式下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必须建构一种新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的本质内涵是世界的辩证统一性。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是引领人类未来发展的重要精神内涵。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中国正在不断建构这种文化精神和文化实践。
【注释】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1页。(https://www.daowen.com)
[2]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第156页。
[3]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第46页。
[4]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第158页。
[5]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第46页。
[6]（德）瓦尔特·本雅明：《驼背小人：一九〇〇年前后柏林的童年》，徐小青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8-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