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世界 历史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习近平同志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9]也就是说,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相互依存、利益交织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的共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全球化的生产和交往把人类居住的星球变成了“地球村”,各国利益的高度交融使不同国家成为一个共同利益链条上的一环。由此,经济全球化促使人们对传统的国家利益观进行反思。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已经成为共识。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了“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和而不同的价值共同体”“共建共享的安全共同体”“同舟共济的行动联合体”等主要内涵。[10]

《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上都具有深刻统一性。从社会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今阶段的客观要求。而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首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自觉把握。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在“物的依赖性”社会中,“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11]。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呈现为个人之间实质上的相互依赖、利益捆绑与表象上的漠不关心、利益冲突的悖论性结构。由此,从逻辑上看,世界历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阶段,各民族国家之间形成了自发的、客观的利益相互依赖,但同时又呈现出主观上的漠不关心甚至相互冲突。在这一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与民族国家逻辑的自我维持之间的矛盾。第二是世界体系发展出“命运共同体”的阶段,各民族国家之间自发的利益依赖发展为自觉的“共同命运”,相应地出现了共同利益关注、共同命运意识。在这一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对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的局部的、有限的扬弃。第三是“真正的共同体”形成阶段,自发的利益依赖与自觉的共同命运发展为社会性的共同生产与共同占有,由此扬弃民族对立与阶级斗争,形成自由人联合体即真正的人类共同体。这一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在全面扬弃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基础上形成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目的的新社会逻辑。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属于世界历史的第二发展阶段,由此成为推动世界历史从第一阶段向第三阶段演进的中介,成为推动潜在的人类共同体向真正的人类共同体发展的关键环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将自发的人类相互依存打造为自觉的人类共同命运的能动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阶段性扬弃,开启了通向新的世界体系的道路,将过去的经历转化为当下的实践,并引领着未来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双重逻辑的合理应对。《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的发展,只有自觉运用世界历史的双重逻辑,积极推动双重逻辑的历史发展与辩证扬弃,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共产主义。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应当在推进全球治理中合理应对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

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立足民族国家发展而开启超越民族国家逻辑的人类共同体视野。社会主义在东方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社会主义发展与民族国家发展相结合。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诉诸民族国家逻辑,就应该立足于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而不断推进人类共同体建构。具体来说,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把中国发展与全球治理,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论和实践上统一起来。

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合理利用和控制资本逻辑并推动资本逻辑的自我扬弃。资本逻辑是世界历史和全球化发展的关键动力,没有资本逻辑的推动作用,也就没有世界市场基础上形成的各民族国家的相互依存。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不能回避资本逻辑仍然主导着世界体系的时代境遇。要反对“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倾向,自觉融入全球化,规避资本逻辑的同化与统治。如何抑制资本逻辑对全球的分裂对抗效应,同时利用资本逻辑对全球的联通激活作用,是我们应当思考的关键难题。

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抓住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斗争以至相互转化的一系列中介点[如“国家—金融”纽结(大卫·哈维语)、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等]。因势利导地推进国际权力、共同利益、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的相互依存格局不断从自发走向自觉,从而使得双重逻辑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人类共同体建构、服务于社会主义发展。